环境正义视角下的农村垃圾治理

农村垃圾治理凸显了我国城乡有别的差异性基础设施供给和基本制度,反映了城乡之间的环境非正义关系,暴露出农村垃圾治理资源分配失衡、农村垃圾治理决策程序缺失以及农民承受的垃圾治理责任不公平的问题。防范农村垃圾污染的发生,必须将环境正义理念贯彻到农村垃圾治理工作中。首先,通过健全农村垃圾治理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监管机制实现环境分配正义,消除治理工作中的制约瓶颈。其次,通过推进农村垃圾治理主体多元化和决策程序合理化实现环境程序正义,提高农民参与积极性。最后,通过加强农村垃圾治理法治建设和农民环境权益保障实现环境矫正正义,确保农民享有适宜的人居环境。     

垃圾上移: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及其非预期后果 ——基于山东省P县的调查

伴随农村垃圾增量及其环境污染影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成为东部发达地区治理农村垃圾的主导模式。这种垃圾治理模式是城乡一体化环境服务理念在乡村基层社区的地方化实践。它依托基层政府、物业公司与村庄三方合作机制,建构了“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垃圾处理系统,并以建设美丽乡村为目标指向,也带来了乡村环境责任感消失、城市垃圾增量及集中处理的环境非正义、乡村社会分化与权力重构等一系列非预期后果。避免农村垃圾城乡一体化治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提升社区农民环境参与能力和环保意识、加强垃圾治理模式的乡村生活环境切合度以及提升垃圾处理体系与垃圾处理基础设施建设的科学性。     

规训与惩罚：浙中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社会逻辑分析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是实现农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重要前提。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就是促进村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形成。这一环节的设立,不仅需要外部政府环境管理制度的支持,还应结合农村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集体经济等来对村民分类行为进行规训与惩罚。正是根据上述要求,浙江中部农村经过多年的探索,终于建立起符合当地农村社会特点的垃圾分类机制,村民也养成了良好的垃圾分类行为习惯。     

控制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法律对策

城市污染工业和生活垃圾向农村的转移给农村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使农村承受了自身和城市发展的双重环境代价。现行法律规定和环境保护制度不足以遏制这种趋势,不利于保护农村环境,因而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完善控制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的具体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的监督机制。     

生态效率视角下农村垃圾减排与利用的法律规制

生态效率是基于环境、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测评标准,同时兼顾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伴随着我国农村快速建设的进程,农村垃圾的大量产生和低效利用带来了严重的环境资源问题,背离了生态效率原则的要求。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依法规制农村垃圾减排与利用方面还存在立法理念落后、专项立法欠缺、监管体制不合理、具体制度不完善和法律责任不明确等制度缺陷。在生态效率原则的指导下,从农村垃圾减排与利用两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垃圾管理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法律对策——基于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的问卷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调查,分析了生活垃圾对自然资源、农村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危害。调查结果显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困境主要在于村民环保意识偏低,现行环保法律制度不完善,相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农村卫生设施建设滞后等问题。针对"垃圾围村"的严峻现实,指出:为顺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必须发挥法律在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的制度优势,进而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农村居民树立绿色消费理念、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相关法律制度、发挥农村社区组织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监督作用、强化我国城乡环卫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法律对策建议。     

农村垃圾治理的农户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南省630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农户是农村垃圾治理的直接受益者,农户满意度可以直接反映农村垃圾治理的成效。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共630份问卷调查数据,用五点量表法测定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满意度,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农村垃圾治理农户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再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农户满意度主要受村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环境制度建设情况、农户个体特征和认知特征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该提高农村垃圾治理财政投入效率,改善基础设施;重视垃圾治理宣传与清洁评比制度的引导作用;农村垃圾治理政策应该由重点倾斜向普惠支持转变。     

农村垃圾治理研究-以武陵山区S县L乡为例

农村垃圾是村民以及其他人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倾倒在农村社区公共场地的综合废弃物.农村垃圾对农业生产、农村居民生活、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危害.调查认为,村民对垃圾的危害认识不清,对垃圾处理方法的选择缺乏科学性,但对垃圾收费管理比较支持.造成农村垃圾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社区缺乏阻止村民或其他人在农村社区公共场地倾倒垃圾的自律和他律机制.因此,须采取利用先进物质技术、建立垃圾管理体制、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垃圾堆放收费制度等措施才能有望治理好农村垃圾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问题

生活垃圾快速增长是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与挑战,垃圾填埋场等末端处置设施从选址建设直至运营封场,一直伴随着有关邻避现象和环境正义的争论。近年来,各地大力推进的生活垃圾分类实践进一步将生活垃圾相关议题从末端设施影响拓展至居民源头分类,各环节不同利益相关群体的权利和义务界定成为学界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本文辨析了环境正义的内涵,剖析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在垃圾管理各环节和各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视角探讨生活垃圾管理的全过程,对其中各环节及关键因素进行识别,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中的环境正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过程中的环境正义影响因素由多维度确定,各因素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作用由环节、相关方、空间尺度等定义;相关环境正义概念应由传统邻避设施引发的环境风险分配延伸至源头分类、次级分拣和末端处置等垃圾管理的全过程;由关注政府和社会公众间的权责争议拓展至居民、物业、居委会和政府间环境义务配置及环境权利让渡的综合调控。研究以环境正义概念为基础构建的垃圾管理全过程视角,可为剖析环境权利、环境义务与垃圾管理各环节中不同责任主体间的相互联系提供参考。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生活垃圾分类越来越成为全国各地农村尝试开展与实施的环境治理工程,但如何建立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一直困扰着地方环境管理者。通过对浙北码头村的案例分析,总结该村在长期实践中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经验以及不同主体参与垃圾分类的行动策略,并深入挖掘长效机制建设背后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等社会基础。最后,基于理论分析与实地调查的互动联系,提出内生于村庄社会的制度规范、有效的组织动员结构、可适用的治理技术手段是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以此来反映符合农村社会特点、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村生活垃圾的防治——基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调研数据

基于对四川省平昌县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现状的调研,分析农村生活垃圾对自然环境、农产品质量、居民身体健康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当前农村生活垃圾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差、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环境执法监管部门监督缺失、农村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等。为了有效防治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推进农村生态文明体系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教育,促使农村居民养成绿色消费的生活习惯,完善农村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发挥村委会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监督作用,加快农村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经济等。     

我国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模式及长效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关乎农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也是事关我国“生态宜居”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性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农村环境整治的第一要务.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农民自发治理、政府主导的“三级管理”到“第三方治理”的模式演进过程.以江西省为例,农村生活垃圾第三方治理呈现出参与主体明晰化、运作方式多样化、资金来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整治措施——结合辽宁省西丰县情况分析

目前农村人居环境普遍面临乡镇企业效能低下、管理不善等导致的工业污染,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产生的农业污染、生活垃圾随意堆放和生活废水乱排放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农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和对美好生活环境的需求相矛盾,同时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乡村振兴的进程。其内在原因主要是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缺乏主体自觉性;地方政府重视不够,立法不足;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针对农村人居环境的污染问题,结合辽宁省西丰县人居环境整治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对策建议:更新理念、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健全环境立法,夯实制度基础;提高治理能力,掌握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主动权;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及参与度等措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期为农村人居生态环境建设与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农村垃圾分类处置的运行模式研究

使用填埋法处理农村垃圾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其解决的最根本办法就是垃圾从源头分类。垃圾分类在农村切实可行,最主要因素是责任主体明确:垃圾产生者、垃圾收集者、分类监督者的责任都明确。把农村垃圾分为可堆肥垃圾、不可堆肥垃圾和有毒有害垃圾,是适合农村的垃圾分类方法,这使得垃圾分类在农村简便易行。政府及时跟上"垃圾分类后续处理工程"的建设,才能确保农村垃圾分类真正推行。农村垃圾分类     

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对策

安徽省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不仅是农村"宜居"的前提,也是农民"兴业"与"文明"的载体。安徽省农村环保难的主要原因体现在"四重"、"四轻"的制度缺失。因此,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环境对策,必须以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从农民最想解决的垃圾、道路、农村绿化等环境问题入手,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农村环保队伍、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机制、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和促进农民环保自治等方面建立起相应的制度保障。     

遏制城市垃圾转移到农村的法律对策研究

城市垃圾不断涌入农村,破坏了农村的生态环境,影响了农民的身体健康,且与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一体化理念背道而驰。为了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应从完备环保立法体系、健全环保执法行政体制、完善环保司法制度、增强环保法治意识,以及强化环保社会监督机制等方面,加强对农村环境的治理,遏制城市垃圾转移到农村的趋势。     

农村环境法治建设研究

环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普遍问题,而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农村环境问题成为环境保护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农村环境法治也显得尤为迫切,但现行的农村环境法治建设中存在诸多的不足。探讨了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的特点、现状及成因,并把农村环境法治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长期性的工作,从农村环境法律的制定、农村环境问题的执法、农村环境案件的司法制度及对农民进行环境保护法律的普及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制度化的建议。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突破

社区垃圾分类对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意义重大,但我国城市社区垃圾分类取得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见。本文将垃圾分类看作“自上而下”实行的一套制度,借助制度社会学的视角分析影响垃圾分类效果的外部因素。通过实地调查发现：社区异质性和人口流动性引致的人口结构困境、“政府-物业”关系及其博弈形成的实施主体困境、自觉投放与实名监督效果差异引发的监督成本困境、年龄组居民环境行为差异为表征的环境“认知-行为”脱节困境共同构成了社区垃圾分类的结构性困境。     

阶层认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

“知”与“行”存在巨大鸿沟,探究社会心理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成为重要问题。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检验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阶层认同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体现出中介效应;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并通过环境行为控制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节约环保习惯,可以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通过树立典型模范人物,增强阶层认同感,提升对环境满意度,为培育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自愿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美国环境种族主义的特征、对华影响及其应对

美国环境种族主义具有指向有色人种与低收入社区的两个特征。对华影响主要表现为:以有毒垃圾非法贩运为手段而制造出像贵屿这样的电子垃圾镇;以资本为纽带而制造出像苹果公司这样的环境殖民主义。要遏制这一环境侵略,我国需要建立完善的环境污染罪法案、形成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扩大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等应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