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与性别呈述——也谈左翼电影的政治性

左翼电影作为民族危亡之际以抵抗内外统治者为主旨的社会文化实践,无疑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它因而不能被"去政治化",也不可能被简单地"去政治化".因为即使以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甄别、梳理出左翼电影中诸多"鸳蝴派"的因素或现代都市文化的影响,也必须回答:在社会和文化市场并不缺乏上述因素的情况下,左翼电影为什么别有一种吸引力?但左翼电影的政治性不应一概而论,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干扰外,在本文的视野中,这一切并同时和它性别呈述的"高下"密切有关.如果说左翼电影在其时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同时颠覆或改写、复制着男性中心的父权与夫权意识,那么其不同倾向的性别呈述也同时促进、或削弱着它的政治性.     

经济叙事与现代左翼小说的偏至

左联时期接受党派政治思想的现代左翼小说家,在小说中以独特的经济视角来剖析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经济及其性质,其经济叙事在真实层面与社会经济事实之间存在一定距离.现代左翼小说中的经济题材作品,不论是以都市动荡为背景还是以农村破败为母题,其经济叙事的偏至特征明显.这一特征与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文化战线性质、意识形态批评、左翼作家群体形成模式以及存在的阐释有效度与倾向性问题等皆有密切关联.     

以拒绝“都市”的姿态走向都市——沈从文的“都市”语义及其“京派”身份再省

沈从文历来被视作一个"乡土中国"的指符,然一个悖论式现象是,沈"进城"与"返乡"的姿态同样坚定:他在心理上留恋乡土,却义无反顾地离开;他在现实中急欲进入的都市,却成为小说中蔑弃的对照物。如此解读其"都市"语义,可见一种站在"知识阶级"门槛上的边缘自觉,形塑了其特定的观察视角与思维方式;而其与"都市"互为"他者"的"湘西",则是在一个置身其中的社会人文秩序的压抑下被激活的理想世界,本身即是"现代—都市"的产物。究其作品内蕴,则又见:在疏离政治、逸越道德、面向俗世、重视人欲,甚至标新立异方面,上海乃至"后上海"时期的沈从文,与所谓"海派"具有一种精神内质上的共通处。而在不同都市社会生态的转换中,沈从文自身完成了从一个远眺知识中心的"乡下人"到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地位迁移,其身后,则铺衍了一条京海合流的生命轨迹。     

都市写作的困境——以晚生代作家的创作转型为例

从一开始,在都市里从事写作的晚生代作家们,选择了一种拒绝与主流话语合作的边缘者的姿态。出于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恐惧,他们选择了边缘性的位置,扛起个人化写作的大旗,在经验和立场上力图成为独特个性的"那个个人"。晚生代作家的都市小说里,出现了一大批游离于主流的小人物,他们是都市的流浪者和遗弃者。晚生代作家塑造了都市里漂的一代,并以此为隐喻,传达出晚生代作家在既定的社会秩序里面的残缺感和边缘感。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流派特征和个人风格

新感觉派小说指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出现的以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小说流派。其作品以现代都市人的生态与心态的描摹为重心,在感觉印象的捕捉与深层心理的发掘方面见出特色,标志着新文学中现代主义思潮从诗歌领域向小说园地的延伸,与当时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都市小说一起促成了中国城市文学的崛起。     

左翼电影的都市和性别叙事：以《体育皇后》为例

20世纪30年代上海等城市急遽发展的都市化,促使了左翼电影将社会关切推衍到都市的范畴.<体育皇后>将外来文化、时尚因素和批判意识相结合的探索尤其令人瞩目.一种新的女性视觉形象被创造出来.编导者对女性使用"粉盒"的焦虑和不满,使其在向好莱坞借鉴的同时又避免了"好莱坞化".     

20世纪30年代小说都市叙事整体观

本文全面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各代表流派及作家的都市叙事话语。都市在30年代小说叙事中分别表现为欲望叙事、意识形态叙事、非自然叙事、文化哲学叙事和消费叙事,不同都市叙事都从各自角度体现了文学叙事现代性,使都市获得了丰富的现代品质和审美样态,并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促进和影响。     

张爱玲、王安忆叙述中的经济话题

经济话题是都市小说的一种特殊叙述形态,是市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都市小说中,以经济话题剖析人物心理,揭示人物的生存状态,推动了小说的发展,并为叙述提供了一种新的“诗情”。这些都与那些表现家族、伦理的乡村小说构成对比。     

现代性转换中的西部都市书写--90年代西部都市小说史论

西部都市小说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小说领域中极为重要的一脉.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西部都市人文景观,陈继明、郭文斌、叶舟等西部新起作家虽然有各不相同的精神向度、价值选择和都市叙事追求,但都已开始尝试用自觉的都市意识来观照都市人在城市化进程中嘈杂纷乱的文化体验和欲望体验,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层面上揭示都市人在现存境遇中充填欲望与追寻意义相矛盾的两难心绪,显示了别具一格的美学意义和社会价值.     

莎菲作为"Modern Girl"形象的特征与价值

因为"越轨"的笔致与人物形象的"Modem Girl"姿态,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篇经久不衰的作品.在小说问世之初的20世纪30年代,人们对莎菲形象的理解与认识产生过分歧.新中国成立以后,莎菲被现代文学研究者与8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研究者视为现代女性"叛逆"精神与追求"灵肉一致"爱情的典型,她身上具有的现代"Modem Girl"气息及其隐喻的社会姿态、文化性质却被遮掩与忽视.事实上,《莎菲女士的日记》对新文坛与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是它象征着"Modem Girl"形象塑造的时代到来,隐喻现代启蒙意识形态向都市颓废文明转型带来的历史冲突与精神痛楚.     

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及特点

本文分析了新疆园林业的成因,阐述了各历史时期新疆园林业的发展,总结了新疆园林业演变的特点.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

清代大庆地区的驿站主要有大庆市肇源县辖境的茂兴站,乌兰诺尔站等。这些驿站是为驱逐沙俄的入侵和雅克萨反击战的胜利而建的,是东北地区驿道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黑龙江地区的边防建设、土地开发、经济、文化交流和城镇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

公元 1 64 4年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 ,以北京为首都建立了清朝中央政府 ,乾隆二十四年( 1 75 9) ,清朝在征服准噶尔之后 ,进而清除了南疆大小和卓的封建割据势力 ,统一了新疆。清朝对全国的直接管辖 ,表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的完成。清政府为维护政治局面的统一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对民族、宗教问题采取“修其教不易其俗 ,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政策 ,允许新疆各民族穆斯林保持其伊斯兰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正常的宗教生活。新疆地区伊斯兰教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本文即叙述维吾尔族中的伊斯兰教情况。一、宗教信仰与宗…     

高校档案利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措施

搞好档案利用工作是开发高校档案工作的最终目的.针对目前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需要在澄清认识、加大宣传力度、增加经费投入、改进检索手段、丰富馆藏量、提高人员素质等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档案利用效率.     

特定语境中的义位变化

语言义位由一定的义素组成义位结构。当语言义位进入交际后,受到语境信息的影响和制约,导致产生与静态时不一致的、新的言语义位结构,形成言语义位。言语义位形成的轨迹是,语言义位义素的变化,引起语言义位结构的变化,诞生言语义位。义素变化的方式不同,义位变化的程度也不同。     

多元发展混声合唱--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创作概貌

20世纪80年代台湾新诗发展可分为两段:1987年以前为前半段,其重要特征为现代主义和乡土诗的对立与融合.1987年7月解除戒严后至1989年为后半段,其基本走向为本土诗与后现代诗并存.新闻诗、录影诗、环境生态诗、政治诗、本土诗、后现代诗的出现,说明80年代是一个多发展、"混声合唱"的时代.     

论近年来我国文学史研究中的重逻辑倾向

文学史的著述形态和语式主要有三种:重历史;重逻辑;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近年来,重逻辑形态渐成我国当前文学史研究的主流,甚至有过于主观化的倾向。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新历史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二是我国学术界对百年文学史进程反思的矫枉过正;三是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浮躁和世俗化的氛围。其实,任何对文学史“重写”、“重构”等的努力都不能无视文学史的“史”的特性,因为文学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学史是一门科学。文学史研究要走出主观性的迷雾,关键是坚持对文学史原生态的把握与追求,吸收重历史学派的合理内核,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论我国新时期和平观的价值取向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 ,邓小平、江泽民及我国新一届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大量关于和平的思想观点。这些思想观点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主要包括 :我们的和平观追求的是工具性和目的性统一的和平 ;是积极的、真实的热和平 ;是建设性、创造性的和平 ;是公正的、共享的和平 ;是理性、持久的和平。明确这些价值取向 ,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和平的对外政策及和平崛起发展战略。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变革

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流通服务的变革主要包括 :读者范围的重新确立、新的知识传播载体出现、流通服务手段的变革、流通服务系统的重新定位和馆员角色的转变 ,正是这种变革才推动了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山西高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高校法制教育,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以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树立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引导学生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为目的,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等途径进行的一种教育教学活动。确保此项工作取得实效的对策在于,加强教育立法,完善高校法制教育法律体系;加强阵地建设。创建高校法制教育的良好氛围;加强学习和培训,提高高校法制教育师资素质;加强规范化建设,充分落实高校法制教育机制;加强家庭、社区教育,构建学校教育和家庭、社区教育相结合的网络;建立和完善科学的评估机制,确保高校法制教育的实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