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路径依赖偏差及矫正对策

中国经济近年来增速下降的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中的路径依赖出现了偏差,即经济增长中过度的依赖资本形成。造成这种路径依赖的深层次的根源在于过度投资与过度竞争的转轨特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关键是改革中国经济长期以来遵循的经济增长模式,一是要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技术选择偏差,提高要素的产出效率,二是要改革造成过度投资与过度竞争这一现象的传统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贸易条件变迁的回顾与思考

2000年之前外向型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外贸市场化改革步步推进,价格贸易条件在影响进出口指数的各种因素影响下呈缓慢下降,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则随着出口规模扩大,出口企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缓慢上升。2000年之后,虽然提出了新型工业化战略,但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成惯性,这与"入世"后更加开放的经济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价格贸易条件在各种因素影响下更大幅度地下降,另一方面使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在出口和出口劳动生产效率大增的带动下大幅上升。贸易条件变迁的历程表明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其影响深远,如果不改变由此形成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和对国外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不立足内需,那么单纯依靠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上升带来净贸易利益的局面也将终结。     

养老保险体系的两种模式与社会经济因素关系比较分析

本文分析了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两种不同养老保险模式与人口老龄化、社会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储蓄等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增长情况以不同的方式对现收现付模式和基金积累模式产生影响:对现收现付模式来说,如果经济增长缓慢,未来就业者的养老金负担就会增加,其效果与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增大一样;对于基金积累模式而言,如果经济的增长缓慢,那么在长时期内,利率就会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不利于养老基金的有效增值,未来退休者的养老金收益就会减少。与现收现付模式相比,基金积累模式能带来一个更高的储蓄水平。     

从巨额外汇反思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当前已经积累起巨额外汇储备。巨额外汇储备来自于中国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国际收支的持续"双顺差"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而造成经济外部不平衡的根本原因又在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平衡。要从根本上解决巨额外汇储备问题,应该对经济发展的内部不平衡进行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出口导向模式,转变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多数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随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而下降,在收入水平较高、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中,经济增长速度与产业结构的这一关系几乎普遍成立。通过一个简单的两部门经济模型,证明了在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及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前提下,由于就业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这一关系是成立的。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会对这一关系产生影响,从而产生一些例外的情况。在对经济增长速度和产业结构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说明了中国东部地区近年经济增长速度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可能是由于其进入了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造成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相对平缓的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应紧密结合,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应采取相同的产业结构调整路径。     

中国新经济增长的制度模式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模式,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不平等、环境、出口导向和创新是影响中国经济新增长模式的四个关键因素,中国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增长模式来实现增长,中国应该如何离开现在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以及创新对于中国远离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作用,如可居住城市设计、创新体制设置以及信息体制建立,等等。中国新经济增长模式的构建需要选择适当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市场经济有许多模式,比如日本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美国模式和英国模式,各种模式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选择何种市场经济就会创造出何种社会来,中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正在创造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     

论道

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而且居民内部分配不均，是导致结构失衡的基本原因。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     

双循环视角下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

探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情形下，收入差距、消费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匹配了一套高质量收入不平等国际数据，并使用经典模型验证了数据的可靠性，进而从理论层面分析“外循环”和“内循环”发展模式下“收入不平等—消费内需—经济增长”路径，在经典模型中引入内需变量，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系统GMM)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以“外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收入不平等加剧与内需占比下降同时发生会促进经济增长，以及以“内循环”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收入均等化与内需占比上升同时发生也会促进经济增长。立足新的发展阶段，应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在于创新

正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目标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进入新起点。(1)从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看,到2012年末实现了年均9.8%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GDP总量比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增长了24倍左右(按不变价),达到51.9万亿元(人民币),按汇率法折算达到8万多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上升为11%以上,从1978年的世界排序第10名跃居为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收敛

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就1985—2009年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影响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相关性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农业支出比重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教科卫支出比重提高同样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提高则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同样并不显著,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是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方面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从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特定构成入手,利用1994年至2005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从1994开始实行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财政支出的各个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农业支出、部门事业费支出和城市维护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省际人均GDP增长率;文教科卫支出、经济建设总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经济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对省际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具有正向作用,但不显著.行政管理支出、社保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对省际经济增长率具有负效应,且显著;补贴支出和其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具有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而这无疑是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实证的依据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对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投资需求主导化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的投资率不断上升。在总需求的构成中,投资需求已经取代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过高的投资率让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固定资产的投资,加剧经济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在这种经济模式中政府更容易通过控制投资来影响经济的运行,但却削弱市场机制的本身作用,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容易产生利益的博弈。我国特有的投资体制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最大化的目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如果不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会更加困难。     

实际利率变化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中夏、李宏瑾、洪浩在《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8期撰文认为，根据对模型稳态方程、脉冲响应和数值模拟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实际利率变化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较低的实际利率水平导致我国投资占GDP比重居高不下、消费占比持续下降。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存在实际价格粘性的情况下，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提高利率水平，将有助于市场部门效率提高，抑制过度投资，促进消费和经济增长，有效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改善宏观经济结构，降低经济面临外部冲击的波动，确保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是，研究发现单纯提高实际工资水平仅仅会增加居民消费、     

山西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原因的实证检验

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运用山西省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官方数据,对11市经济增长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对外贸易和政府财政支出会引起经济差异的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会促使经济差异缩小,消费品市场规模、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对经济差异的影响不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促进山西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包括：第一、坚持政府主导,培育服务体系;第二、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第三、努力推进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第四、推动区域产业合作,实现区域经济错位发展。     

评述日本高储蓄的原因

战后日本私人储蓄率随着经济的增长在不断上升。1953年、日本私人储蓄占国民平均收入的7%,1960年后上升为15%,1988再升为19.6%。日本的这种储蓄率,与欧美各国相比是最高的。据统计,1988年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私人储蓄,占国民平均年收入的比重是:美国为6.8%,英国为7.4%,法国为13%,联邦德国为15.4%。①人们通常认为,只要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私人储蓄就会不断上升。然而这仅是根     

品牌价值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对品牌价值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给出了品牌影响生产和消费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并对金砖四国和四个发达国家进入全球品牌价值榜单的品牌数量与该国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数据分析,从结果看二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使用全球前500品牌数量作为品牌价值的代理变量,使用一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了这八个国家的品牌价值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品牌价值可以显著地拉动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品牌价值每增加1％,就会带来这个国家的GDP份额0.13％的增加.     

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政策

一、现代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所谓现代经济增长是指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把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特殊经济时代来考察,那么就会发现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总量高增长率和经济结构高变动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近一个世纪里,在15至18个发达国家中,人口差不多增长3倍,人均产值却增长5倍多,国民生产总值至少增长15倍,有的国家甚至增长30—50倍.经济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相对比重的迅速增长.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来看,在一个世纪里,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从40%以上下降到10%以下;工业部门的产值份额从22—25%上升到40—50%;服务部门的产值份额也有上升.如果从劳动力的部门份额变动来看,结构变动更为明显.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份额在一个多世纪内下降了35—50%.     

我国推进“双碳”工作的难点分析与路径选择

近十年间,尽管中国已开启低碳发展模式并初步实现碳排强度的持续下降,但整体上碳排放总量及占全球比重仍呈缓慢上升趋势。继续提升碳排效率使之和经济增长不再存在依赖关系,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此般严峻形势,为保障“双碳”目标按期实现,中国亟需破解能源方面转型难、低碳技术创新方面实施难及碳排放权方面交易难的三大难题,立足国情制定“三步走”战略。在具体优化路径上,应调优能源结构,推动能源转型;攻克关键技术,构建创新体系;健全交易市场,发展绿色金融。     

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

转型时期我国就业模式从计划分配的、集中、刚性、单一的传统正规就业向市场配置的、分散、灵活、多元化的非正规就业模式转变。城镇非正规就业迅速发展,1990—2004年间年均增长率相当于城镇就业增长率的3.9倍;其创造的就业岗位远高于传统正规部门消失的就业岗位,2004年占城镇就业比重的58.69%,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导就业模式。城镇非正规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全国经济增长率,1990—2004年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城镇非正规部门增加值年均增长率为22.2%,相当于GDP平均增长率的2.4倍;非正规经济占GDP比重不断提高,到2004年已达1/3,其产出高增长对全国新增GDP的增长贡献越来越大,在1990—2004年期间为44%,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部门之一。     

我国基础设施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机制实证检验

基础设施作用于交易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能有效促进产出。文章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说明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如果偏重于能大幅度提高交易效率的那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公路、通讯等）,则会较大幅度地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当该比重达到一定水平后,交易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就变得十分有限。这一结论是在提示政府：不能总是拿基础设施投入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惟一手段,它不是拉动内需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