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龙根之歌》与匈奴人的历史

欧洲中世纪后期的英雄史诗大多以一定的历史事实为背景而创作,日耳曼民族的《尼伯龙根之歌》正是以罗马匈奴联军于公元437年毁灭莱茵河畔的勃艮第王国的史实演绎而成。因此,从史学角度而言,《尼伯龙根之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匈奴人的历史变迁,更为扑朔迷离的匈奴西迁欧洲的史迹提供了确凿的佐证。     

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西晋帝国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一) 公元四至五世纪时,世界政治局面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之一是三世纪以来日益增强的席卷了亚洲中部和欧洲中南部的“民族大迁移”运动。从现象上看,这个运动的源泉来自居住于东西伯利亚和满洲的通古斯人(东胡人,Tungus)。早在公元前一世纪,源出通古斯族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已开始南迁和西迁,一部分匈奴人(北匈奴)在公元前后已到达成海沿岸。从公元二世纪中叶起,另一支源出通古斯族的游牧民族鲜卑人在蒙古土地上兴起,它迫使一部分匈奴人加入自己的部落联盟,另一部分则继续向中亚和欧洲方面推进。匈奴人向欧洲的推进成了欧亚之间     

先秦匈奴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

自从1758年法国人德·揆尼(De Guignes)试图证实欧洲匈人是中国匈奴的后裔以来,匈奴和匈人的关系这一问题曾不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然而关于匈奴起源的研究却毫无进展。这可能主要归于两个原因:一,匈奴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二,中国文献对匈奴在先秦时期的活动记述甚少。近半个世纪以来,与匈奴有关的墓葬和遗物不断有所发现,为追     

南匈奴的附汉与东汉时期包头地区的发展——包头地方史讲座

东汉初匈奴奴隶主贵族勾结、扶植地方割据势力卢芳袭扰东汉北边,给包括今包头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今包头地区属于附汉的南匈奴活动范围,成为匈奴人出入阴山南北的重要门户,并于公元64年实现了汉、匈间的合市。在此期间,东汉王朝加强了在今包头地区的军事力量,这里不仅是五原郡治所在地,朔方郡治也移寄到这里。在南匈奴入塞后的四十余年里,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人民和睦相处,接触并吸取了汉民族先进生产技术,在当时的民族大家庭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如南匈奴入塞后出现的“胜兵制”等),也为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古匈奴人进入欧洲

湖南省社科情报所吴兴勇副研究员近日就古中国匈奴人西迁发表看法。 吴兴勇认为,匈奴人的西迁固然出自军事失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三世纪欧亚大草原上的大辛灾,造成它向森林地带迁徙,一部分匈奴人依傍河套地区的水草为生,成为南匈奴。另部北匈奴丧失了抵御外敌的实力,遭到东汉军队突袭,遁入新疆的河谷地区。154年,鲜卑人檀石槐兴起,匈奴人再度西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伏尔加东岸草原。后来与当地土著乌果尔人通婚,变成一个与其祖先迥然有异的新民族——匈人(Huns)。除了畜牧技艺和骑射技术外,亚洲匈奴的其他文化传统都在迁徙中异化了。匈奴人到达西方后,所以能生存,主要得赐于三世纪的大辛灾,使草原上的土著民族迁移留下大片空旷的荒漠。它     

汉代匈奴区的自然灾害及对汉匈关系的影响

两汉时期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有12次,灾种有雪灾、寒冻灾、人畜疫灾、旱灾和蝗灾等。汉代留下的发生在匈奴地区的灾害记录虽然不多,但很重要,严重的灾情对匈奴社会的发展和汉匈关系的走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我们认识匈奴历史和汉匈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匈奴人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的几个问题

匈奴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在它的杰出首领冒顿单于(公元前209——174年)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隶政权。在匈奴奴隶制政权存在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地区不仅在行政、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与匈奴族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因而,在两汉时期汉匈间的全面斗争中,河西走廊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战场。鉴于此,我想对匈奴人在这个地区的历史活动,做一个初步探讨和研究。错误的地     

五凉史学述略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相继出现过五个割据政权,即汉族张轨建立的前凉(公元301—376年),氐族吕光建立的盾凉(公元386—403年),鲜卑族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公元397—414年),汉族李嵩建立的西凉《公元400—420年),匈奴族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公元401—439年),史称五凉,统治河西近一个半世纪。这一阶段,中原地区战争连绵不断,社会经济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而河西地区却相对安定,不但汉族的经济文化在这里得以保持,而且这里也成了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尤其是凉州,是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它对北魏的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     

西汉前期汉匈间和亲政治的衰落——对文帝十四年前后汉匈关系阶段性变化的分析

自汉高祖用娄敬之策与匈奴和亲至汉武帝时北伐匈奴,汉匈间保持了约六十年的相对和平,学者们向来将其作为一体进行研究。但若统计这一时期匈奴南侵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以文帝十四年为界,西汉前期的汉匈关系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小,次数少;第二阶段,匈奴的入侵规模明显变大,次数增多,汉匈交恶时间明显增长,和亲政治衰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汉前期的和亲与后世不同,它建立的基础是匈奴单于的军事优势而非汉王朝的生产力优势,其本身不能起到缓和汉匈矛盾的作用。随着双方矛盾的逐渐加深,汉匈关系走向恶化,战乱频繁,此时的和亲仅成为汉王朝窘迫时暂时稳定匈奴的手段。     

西汉与匈奴和亲的三个阶段

如何认识西汉与匈奴的和亲?学术界看法不一。崔明德在《西汉与匈奴·乌孙的和亲》(刊子《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三期)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汉与匈奴的全部和亲,认为汉匈和亲应分三个阶段:(1)西汉前期与匈奴的和亲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出于主动,匈奴处于被动,而“白登之围”成了汉匈和亲的契机。这一时期的和亲是当时的必然趋势。(2)     

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

王莽废汉立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族政策是其改制内容之一而在众民族当中,与匈奴的关系是莽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是以战为主的,但由于新莽时期的作战条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故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汉匈之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小议匈奴人是蒙古人

没有考古发现匈奴人的头盖骨之前,以匈奴人的形貌特征,区别其族属是一个可行之方法。 从汉代霍去病墓旁立的匈奴奴隶主石像看,其形貌:面润多须、唇厚、鼻平、目小,共眼脸是三角形 这是匈奴西迁之前的形貌特征。 又据欧洲人的报导,西迁之匈奴人形貌:身材短小、圆脸扁鼻,胡须稀疏等,这是对匈奴人形貌的又一次描述。 又多桑《蒙古史》述鞑靼人容貌云:“眼褐色、斜向鼻、颊大额高、鼻平、唇厚而圆、颐下少须是其特征。”     

是“天降jiàng单于”,还是“天降xiáng单于”——天神观与汉匈政治关系的一个审视点

“单于天降”瓦当中的“降”是个多音字,对“降”的读音和释义目前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读jiàng,诞生;降生.二、读xiáng,降服,使驯服.经笔者考证,在汉代以前上百种古籍数千万字中近百个“天降”连用的语句里,“降”只读作“jiàng”.“天降”中“天”的含义主要有两类:一、天是万物的主宰.国家的兴衰存亡,灾害、战争、疾病,以及人之外在的祸福,都是“天”对人的赏罚.二、指自然之天,不到全部用例的十分之一.“单于天降jiàng”,是匈奴天神信仰的表达.汉王朝认可这一信仰,是出于羁靡政策需要的尊重.而“单于天降xiáng”,不符合汉朝对匈奴的怀柔政策.匈奴单于反抗王莽蔑称其为“降奴服于”的事实,有力地证明匈奴不会接受“单于天降xiáng”的读音和含义.“天降jiàng”的音义在汉代以前的多种语境中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反映了人们天神信仰观念的延续和继承,也表现了古人在长期与天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天人关系的认知模式.以此理解“天降单于”中“降”的音义和汉、匈天神观念,当去古人之旨不远矣.     

论北方草原民族之族兵制

族兵制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兵役形态.在北方草原,从有明确记载的匈奴族兵制到入关前的女真人,北方草原民族无不实行族兵制.族兵制是北方草原民族数千年来传承不断的一项重要军事制度.“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是族兵制最初阶段的本质特征.匈奴国家政权建立后,先后征服、统治了周边民族,迅速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军队不再由居民“自动”组成,军队的组成具有了强制性,但这并未改变其全民皆兵、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匈奴、柔然之后的北方草原民族政权是以“地区部落”组织为基础的,随着部落构成以血缘为纽带到以地缘为纽带的变化,北方草原民族政权实行的族兵制的血缘色彩逐渐褪去,地缘因素日益增强,并最终成为了主导.     

西汉时期汉匈关系的发展与稒阳道的畅通——包头地方史讲座 第四讲 西汉时期的包头

一、汉武帝击败匈奴与包头地区的收复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3年)初年,正是匈奴奴隶主贵族势力空前强大的时期。这时匈奴占据了包头地区并积极扩张,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他们占据大漠南北及河套一带,还经常侵扰今河北、山西、陕西等省北部的广大地区,形成与西汉“势相抗衡”的局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造成最大的威胁。     

关于异端的沉思

在欧洲文化史上,异端一词,同宗教有较多瓜葛。从教皇洪诺留三世(1216——1227年在位)于1220年下令建立“异端裁判所”开始,到本世纪的七百年间,教会残酷迫害了多少“异端分子”或“异端嫌疑分子”,仅两班牙的异端裁判所在1483——1820年间就迫害过三十万人,烧掉了十多万人。古希腊文化就是毁于罗马人之手。为了镇压不信仰基督教的异端,在亚历山大城,一次就焚毁了古希腊人的三十万份手稿。其后教皇格里哥利一世(590——604年在位)又下令焚毁了罗马图书馆的大部馆藏,还说什么“不学无术是信仰虔诚之     

匈奴统治西域述论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因定居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矛盾、冲突、碰撞而引发的战争,从东向西逐步展开,西域成为了汉朝与匈奴争夺的重要战场。双方斗争的结果,汉朝统一西域,匈奴一部分归汉,一部分远迁欧洲。比较双方的西域政策,区别不大。匈奴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制度落后、综合国力弱、内部分裂以及掠夺性的经济政策所致。但是,匈奴在西域的活动,使那些孤立的民族和地区开始互相接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改变了西域乃至中亚居民迁徙的方向,为汉朝统一西域创造了条件。     

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的三次热潮

在我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有过三次探索社会主义的热潮,一次比一次广泛、深入,也更有成效。 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九○三年十月出版的《浙江潮》第八期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首次提出了以社会主义作为建立中国新社会之主义。一九○五年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时革命党人认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孙中山曾自称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要求加入第二国际,他们深信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甚至可能比欧洲更早直接进入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