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妻，晚年我来照顾你

我与老伴谢敬华是上世纪50年代结婚的。当时我们都是20岁。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已是80岁的老人了。我弟兄五个,有哥哥和三个弟弟,老伴和妯娌们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尤其是和我嫂子一起生活了16年,从没闹过意见。邻居和亲戚的关系也都非常的融洽。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个亲戚邻居的小孩被车轧死了,通过亲戚找到我帮助解决,事情处理的结果本人比较满意。     

大杂院到商品房

我生于70年代，小时候，我们一家都住在大杂院里。同一个院子，有好几户人家，公用厨房，公用盥洗室。那是一段充满了气味与声音的日子。     

一盏煤油灯见证30年电力的快速发展

托改革开放的福，30年我5次喜搬新居。房子越搬越大，家俱越来越现代化。每次搬家都难免要扔掉一些旧的东西，唯一使我舍不得丢的是那盏从70年用到80年代的煤油灯。     

回报社会到终身

我是浙江萧山人，上世纪60年代初中专毕业后就来到湖南地质部门工作，一干几十年。我努力学习，扎实工作，无论干什么事都力争把它做到最好，取得的成绩领导和同事都看在眼里。为此，我获得了“全国科技大会先进个人”和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我生于70年代，年纪已过30，在一家外资企业做中层管理，大家都叫我Lisa。说来恐十白别人难以相信，在这个初中生都牵手约会的时代，30出头的我竟然至今从未真正谈过恋爱。     

我与好友遗孀的忘年之恋

人物背景：陈玉龙，1921年生，北大教授，著名书法家，20世纪50年代曾任北大校长马寅初秘书。同时双双失去爱侣 我和老伴张淑真的感情，就像曾有的两对杯子，每对都打碎了一只，再把两只剩下的放在一起，仍然有着令人羡慕的和谐。     

春联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写毛笔字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学校的专栏，大队的大批判专栏，特别是后者，几乎我是一个人包下来的。此后，大慨将近二十年，我差不多很少去拿毛笔，毛笔成为我书房的装饰，而这一变化又始于毛笔字从乡村生活中消失。这些年，我开始重新练习书法，或者说恢复写毛笔字。不必说年轻一代，我们这代人几乎连钢笔也很少使用了。签名笔的流行，以及电脑打印的广泛，书法几乎从我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除了那些还以书法为生的人。     

文学播种——国文教科书改革

齐邦媛，1924年生于辽宁铁岭。1947年到台湾任教，1988年从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70年代曾有五年在“国立编译馆”任职。 人世所有的幸福时光都似不长久。编译馆第二年，我那运指如飞的打字机上，拥有唱歌心情的日子就骤然停止了。     

良心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老百姓过着苦日子。当时，我的腿浮肿得连走路都困难。岂知屋漏偏逢连夜雨，我还患上了斑疹伤寒，不得不住院治疗。 护士是位善解人意的年轻女姓，她告诉我说，斑疹伤寒是很严重的疾病，不能乱吃东西，并交待我说，服药、吃饭都由她来喂。她还一再提醒我要小心，因为胃已被高烧烧得像薄纸片似的，进食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胃穿孔大出血。     

军装和粮票的故事

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生的人，都希望能参军，能当个军人，可那个时候参军很严格很难，我没能如愿。但我希望能有套军装穿穿，不仅是我，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都喜欢穿军装。我想穿军装，可我们家没有亲戚参过军，到哪里去求一套军装呢？     

知青点的青春故事

闻着醋香去插队 记得那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父亲回家后突然笑着问我：“军子,爸给你找了个吃老陈醋的机会,你愿意去吗？”“愿意!”我笑嘻嘻地答。真没想到这一个小小的承诺,竟然让中学刚毕业的我,就从冰城开始了到山西老家插队的生涯。     

一包小球藻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国家遭遇3年自然灾害，小球藻曾被作为食物和药物，在一些地方广泛种植和食用。说起来，当年我从部队带回家的一包小球藻，还救了家里三口人的性命呢。     

七十年代记忆片断

20世纪70年代,从15岁到25岁的这十年,我几乎都是在中国北方农村度过的。1969年12月,我随父母下放农村,1972年回城一年多,1974年再次插队,直到1978年3月离开农村上大学。乡村记忆,成了那十年的主体。     

＂互储＂圆我＂四大件＂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是富有的象征，是令人羡慕的“四大件”。我也曾为此默默地奋斗了好多年，最后是单位的互助储蓄助我圆了“四大件”的梦。     

小事里的人生

记忆中的第一次同情和怜惜 我记事晚，能完整地记住事情，恐怕要到五岁以后了。我的家境普通，父母都是一般职员。家里有我和姐姐两个孩子，还有姥姥，算是不穷也不富的人家。那时20世纪70年代初，我大概五六岁。那年过春节，我穿着一身新衣服，被妈妈领着出去串门。走着走着，妈妈小声说：“你看那个小妹妹多可怜!”     

一首令我难忘的歌

每天都在发生着与你擦肩而过的事，但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却让我终生难忘。这首歌，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十几岁时就会唱，如今的我虽然年过花甲，但每当路经校园听到里面传出这首歌的时候，心情格外爽朗。     

当年学骑自行车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承德石油学院读书。一次期末复习，没有上课的铃声，也没有作业，同学们都在考前“临阵磨枪”，而我却从同学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学起骑车，闯下了难忘的大祸。     

记忆留在故宫看大门

70年代一共十年。十年里的头一段我在云南农场刨地，后一段我到研究所读书，中间一段我在故宫看大门，过的是值夜、巡查、站岗的日子。记得当初，王世襄先生看见我站岗巡查有模有样的架势，就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     

那辆“老飞鸽”

还是上世纪80年代初，用当民办教师时积攒了三年的工资，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这辆“老飞鸽”，是我家近30年来唯一的交通工具。我骑着这辆“老飞鸽”，曾下地种田、外出探亲、接儿送女、买米驮面。只要一跨腿，半天工夫就可轻轻松松地走百八十里。它为我应急解难，化忧为喜，与我有着深深的情缘。     

第一次投稿

1979年的夏天，我还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读了当代著名作家邓友梅五十年代写的小说《在悬崖上》，便产生了要将它改编成电影剧本的念头。于是，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三四万字的电影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