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社会批评方法的梳理与整合

文学史就是将文学按照历史的线索整理和排列出来，以显示文学的来龙去脉。它作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至少与两个系统有关：一是文学内部的形式系统，一是文学外部的社会文化系统。而将历史的视野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去寻找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动因的社会批评方法，作为文学史模式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变化最烈的一种，在我国建国后的文学史舞台上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如今，社会批评更是与心理分析、文本批评、接受美学等并驾齐驱的一种文学史研究方法，这就构成了梳理与整合这一方法的特殊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任…     

论文学史热中的现代文学史观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文学史观讨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使陈旧的现代文学史观处于被改铸、修正的状态，特别是“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不同于“政治标准第一”的视角重新评估有关文学现象和作家，对于开拓现代文学史研究及文学史观新局面具有启发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具有某种宽容的素质，因此在对它的历史叙述中，也必然吁求着方法、角度、体例的宽容性和多元性。可这时期的现代文学史观的建设与开拓虽然相当活跃，却无法称为“多元”。此外，文学史观须具有可操作性，然而在这些讨论中，学者们指责了那种写文学史的人未必有自己史观的现象，而对那种光提出空洞的、想当然的文学史观却不顾其可否操作的现象指责乏力。这些观念上的缺憾导致了新时期现代文学史写作“热闹”而欠丰富的局面     

地方文学史研究的创新之作──评王齐洲、王泽龙著《湖北文学史》

王齐洲、王泽龙两位教授经过数年共同努力，合作推出了新著《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湖北文学史专著，也是第一部地方文学通史，不仅有填缺补漏之功，而且在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学术界久争不决的一些问题上，也有许多建树，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湖北文学史》从文化学的角度观照湖北文学，把研究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载体（诸如自然、风俗、宗教、家族、地域等）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和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探寻内在的文化性格与文化精神结合起来，从而使该著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品…     

论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发展观──就《中国文学史·导论》与章培恒先生商榷

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之前，国内流行的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文学所余冠英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的产物。这些著作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困于时代和社会因素的局限，主要从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角度界定文学，并以此为基础来论述文学的发展观。时隔三十年，学术界早就不满足于这种阐释方法与阐释角度了。有识之士在中国文学的具体研究中也早已突破了反映论的樊篱，对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学…     

《两宋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拓展

《两宋文学史》为国内第一部系统的断代文学史。著者继承治史的传统，并透过史学的展示，展示我们民族优秀的精神内髓。在体例和逻辑关系上，注重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不把两宋文学作为独立无缘的历史现象看待。并继承传统文论的特长，增强了对作家内在领域的研究。史料丰赡，论证详实，旁征博引，言必有据。挖掘了新资料，解决了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的理论构架与发展路径

为构建闽粤赣客家文学史纲,从有利于客家文学发展及可操作性角度,客家文学概念需要重新界定,应当更为宽泛。从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视角来考察闽粤赣客家文学史,应该从空间、时间、构成关系、历史记忆与现实状态等多维组合结构中去作整体分析,在三地客家文学的创作进程中寻找到共同的规律,并比较分析各自的特色,在客家文化与客家文学的互动变化中,试图更接近客家文学史纲要的真实性。     

文学史与文学历史

文学史一词本就应指文学的历史,在这里将两者并列,实际上是表明这一意思: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在此不是同一概念,“文学史”是表示各种写成的记录文学历史的著作,“文学历史”则是表示作为文学史描述对象的真实的文学历史过程.由于文学史读者直接接触的是文学史而非文学历史,因此文学历史多被忽略和漠视了.本篇论文则是要对这一被忽略的存在与文学史的关系作一番理论上的探究.     

文学史上的商人形象及其精神

商人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有悠久的历史.他们从出现之日起就受到了作家的批判和诋毁.在世界文学史上,商人受到了无休止的道德审判.批判现实主义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毫不客气地将他们埋葬了.但商人形象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有时连作家也为之倾倒.事实上,商人的确是现代生活中生命力顽强的形象,我们不得不承认商人的雄心体现了一种人类精神.无论在生活中还是文学上,商人形象都在显示出人类精神的动人一面.     

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性质

本文具体论述了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性质。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文学活动及其物化成果的历时性演变过程 ,包括影响这个过程的一切文化要素的总和。文学史研究的本质则是文学史家以其独特的文学史观、文学审美判断力为核心的历史的识见叙述人类文学活动及其物化成果的演变行程 ,描写出推动文学发展的各种“合力”的作用 ,探讨其中带有规律性的联系。     

史家心态与文学史理论之建构——兼谈范伯群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学术意义

一部有特色、有个性、有读者的文学史,首要的是史家的主体意识应由心而发,去感应生活和时代,打捞和触摸文学的历史.范伯群先生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个案.史家基于自由学者的(心态)姿态,形成了扎实厚重的史料基础、准确辨析文学史现象、多元共生的大文学史观三者统一的理论基点,既凝聚了几代人写作文学史的经验,又是对自己20余年学术之路的认真总结.他努力尝试对"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的关系史的描述,从而对文学进程做出了具有启发性的阐释,完成了在通俗文学史之外的文学史理论之建构.     

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

方修是马华最为杰出的文学史家。本文从史观、史识出发,把方修的文学史研究与他的心灵特质、人格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方修的文学史研究是他作为生命的展开方式而不断证实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     

文学的历史观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回归的既不是旧的历史主义,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吸收了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的一些成分,力图把传统历史观与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它同马克思主义文学历史观既注重对"文本"的认识,又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体验与透辟分析是大相径庭的.实际上,它倾心的是"大历史"中"小历史"的存在状况,是以一种"边缘化"的策略将历史带入文学,或者说是一种以"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理论方法和叙述策略.     

成功的帝王与不成功的诗人--李世民诗歌综论

作为开创一代盛世的“文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每以万机之暇 ,游息艺文” ,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热情。然而由于主客观诸因素的制约 ,在崇尚南朝文艺传统与审美趣味的社会文化风尚下 ,其文学活动与作品呈现出多种因素、多样趣味融而未合的杂糅并置状态。尽管如此 ,李世民以其特殊的身份 ,于听览之暇 ,性情所至 ,“属文赋诗 ,天格赡丽 ,意迈冲悟” ,具有“首辟吟源”的象征意义 ,对“诗唐”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从而造成了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的错位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寻根小说的生态审美视野

寻根文学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的一个颇具特殊意义的文学事件。对寻根文学的解读,学术界多从文艺学或文化学的视角出发。然而,如果抛开既定的文学成见,通过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其特殊的文化意义背后蕴涵了丰厚的生态审美内容。这对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契机。     

祛除遮蔽与重返文学现场——以“十七年”文学为例谈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思维方式

＂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导视点理性具有以偏概全的特点,这种特点也延伸至新时期以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文章以＂十七年＂文学创作和研究为例,详细探讨文学史研究中复合视点理性建立的必要性,它是祛除文学史遮蔽,发现历史的复杂性,进而重返文学现场的前提,对于文学史研究的客观性和整体有机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文学史: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把一般的史料研究与一般的审美评价汇集到一起,并不能保证文学史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应该把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研究和其他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区别开来,寻找属于文学史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特殊对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文学史研究概括为是对文学演化关系的认识.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中国新时期文学叙事视角的演变及其与西方文学的关系

叙事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是叙事谋略的枢纽。中国新时期文学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中,完成了对传统文学“全知”视角的反叛和对西方叙事视角理论的接受:由全知到限知,由内视角到外视角,由单一视角到多元(复调)视角的转换。中国叙事视角的革新,是以西方文学的创作实践与理论著作为范式的,在创作上深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