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铜器铭文中的数量词

汉代铜器铭文是研究汉代语言者值得参考的原始语料。本文即以汉代铜器铭文为材料，对其中的基数表示法、序数表示法、分数表示法、虚数表示法、量词及数量词的组合情况进行了描述，并对各种数词表示法及量词、数量组合的形式特征与语义特点分别作了必要的探讨     

汉代江南铜镜文化

《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杂志和《湖南出土铜镜图录》、《浙江出土铜镜》等书刊上有较多汉代江南的铜镜资料。汉代江南有发达的铜镜制造文化。固着在铜镜上的花纹、铭文展示了汉代江南人的各种信仰和社会风俗。汉代江南铜镜文化与中原铜镜文化相比既有共性又有突出的个性特征。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     

略论汉代镜铭的语言艺术特征

《汉代镜铭集录》收录了汉代1981面铜镜铭文,近两千五百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代镜铭概貌。汉代镜铭在语言上明显继承了《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艺术手法,且与同一时期的汉代其他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汉代镜铭亦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整齐简短的句式、古朴通俗的语言、广用修辞的韵文、真挚情感的抒发四个方面。     

七言诗是汉代歌谣演进的结果

包含《楚辞》在内的＂楚歌＂和《诗经》、《汉乐府》都是可以入乐的作品。从音乐的角度而言,《楚辞》里的＂兮＂＂些＂＂只＂等语助词是不可改动的,＂七言诗脱胎于楚歌‘兮’字句＂的说法还值得商榷。七言诗应是包括＂楚歌＂在内的汉代歌谣自身演进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在文本上对＂兮＂＂些＂＂只＂等语助词的简单改动。     

七言诗的起源及相关问题今论

七言诗的起源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楚辞衍化说。文章综合运用了传世文献、出土战国简文及汉代镜铭等材料,从语言、韵律和文风三个方面因素讨论了七言诗的发生和发展。认为七言诗的产生过程是：从战国时期民谣中的七言句到西汉初年开始的七言歌诀体,再到主要用于镜铭的“七言”,经过流行于民间或文人手下的“柏梁体”、“歌行体”,最终发展为七言诗。真正的七言诗开始出现于隋代。     

汉代和唐代铜镜装饰之比较

通过汉代与唐代铜镜的装饰比较,得出在整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高,生活更加多样化和精致化,装饰的方法和风格逐步走向成熟、自由和情趣化。这也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工艺发展史提供了参考的依据。     

孟浩然七言诗艺术分析

孟浩然的七言诗具有语言平易、诗风通俗的特点，抒情写景具有内在的逻辑顺序，并能在七言诗创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与创新。但也存在气格纤弱、题材狭窄的缺陷。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再论张衡与七言诗之关系

东汉时期的张衡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不仅在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文学上也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一大转关人物,张衡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研究中古文体史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汉四家诗与荀子

从引诗的角度全面考察汉四家诗与荀子的关系：《毛传》趋同荀子，另一方面亦异于荀子，并且只是借鉴荀子诗说。《齐诗》与荀子的关系，今人论及较少。通过考辨可知，《齐诗》亦趋同于荀子诗说。经学史与文献上都有证据可以证明今文鲁、韩二家同于荀子诗说。基于此种现象，则应着重把握它们之间并不齐一的一面。总的结论是汉四家诗与荀子之间的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既不应否定，也不宜夸大。     

论汉乐府诗的生命意识

汉乐府诗中所表现出的生命意识,是汉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有感而发,透出浓厚的感伤色彩,但没能超越生命本体而得到升华。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生命意识的发展,在这里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阶段。但它终止了战国以来轻生重义的社会风气,体现出人们对生命的珍视。     

唐代诗人的"汉朝情结"与李商隐的诗

"汉朝情结"是由唐太宗率先大力提倡和在创作中亲做表率而形成的,它整整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的诗歌创作.晚唐诗人李商隐在诗歌创作中,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诗人们外化"汉朝情结"的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特殊经历和个性,又创造性地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这一个"的诗歌特征.     

从礼器到日常用器--论两汉时期青铜容器的变化

汉代是中国古代铜器发展史的重要时期,其间青铜容器完成了从礼器到日常用器、从周制转变为汉制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器类方面,传统礼器逐渐消亡,日常用器种类增多;纹饰内容方面,从以神仙世界的灵异纹饰为主逐渐过渡到以人间的吉祥图案为主;铭文的内涵也由物勒工名转变为吉祥语言.从总体上看,西汉早期青铜容器还处在周制阶段,西汉晚期汉制才得到确立,西汉中期为过渡阶段.     

韩诗之变与苏诗的变中之变--论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与宋代新诗格的确立

从艺术创新的角度考察苏轼对韩愈诗歌的承传创变,揭示韩诗之变与苏诗"变中之变"的关捩点皆"以文为诗".作为诗歌革故鼎新的一大法门,"以文为诗"在苏轼手中得到了新拓展.苏轼对韩诗承袭因革的背后尚有深层的诗学意义.有别于丰神韵度的唐诗,典型意义的宋诗是一种以思理筋骨见长的新诗格,新诗格在苏、黄手中得以定型确立;而这,与他们借鉴韩愈的"以文为诗"有一定的艺术关系.     

汉代诗歌"风"意象解析

在汉代诗歌中,"风"成为当时诗人关注的对象.文章试图通过意象理论来解析汉诗中各种形态的"风"背后的隐藏含义,挖掘出"风"意象所包含的浓浓哀愁,体味诗人当时的命运遭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