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书后

树碑立传,最易失实,亦最忌失实。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见《广州文史资料》1963年第3辑)对陈炯明的溢美,竟至杜撰,未免可惜!其铭文所谓“民国二年,以兵抗袁氏,败走新嘉坡”。这种说法,稽之史实,相去甚远。当时各省讨袁军兴,江西李烈钧首先发难,安徽柏文蔚继之,而广东还在观望。是年(1913年)六月,袁世凯下令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即任陈炯明为广东都督。经过讨价还价,陈炯明终于接受袁世凯的伪命。后来,迫于形势,“不能     

试论“江西民政长事件”

袁世凯企图削弱南方革命党地方势力和各省都督的职权,要求实现“军民分治”。此主张提出后,革命党人与北洋军阀展开了一场论战。“赣省李烈钧首先通电反对,湘督谭延闾、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继之。”袁世凯强令推行,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先后于1912年12月16日和1913年3月11日任命汪瑞闿和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领导江西党、政、军、警各界进行了顽强抵制和斗争,并在九江地区调兵遣将加强戒备,与袁世凯武装对峙,几有开衅之势。袁世凯不得不妥协退让,收回成命。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国初期革命党与袁世凯斗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     

孙中山史实订误一则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派刺客枪伤,两天后去世。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宋案”。事件发生后,正在日本访问的孙中山立即归国。主张兴兵讨袁。但是关于孙中山归国日期,许多著作的记述都是错误的。如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为3月26日(下册458页);     

试论“二次革命”期间黔、桂、滇的革命斗争

一九一三年,孙中山领导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希望重新夺回已经失掉的辛亥革命成果。过去,学术界多以为二次革命始于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江西湖口举兵,中经黄兴在南京、柏文蔚在安徽、陈其美在淞沪举兵,广东、福建、湖南讨袁军之继起,而结束于同年九月十二日熊克武在重庆起义的失败。这种观点却忽视了二次革命期间,在西南贵州、广西、云南所爆发的由革命派领导的反袁斗争。笔者认为,这些地方的革命斗争,是二次革命的组成部分,了解黔、桂、滇地区的反袁斗争,是研究二次革命不可或缺的。     

中华革命党时期陈其美的再评价

陈其美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一是辛亥革命的准备与发动，他是上海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上海光复，被推为都督；二是在孙中山领导下，参加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支持孙中山重整革命组织，出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成为孙中山最忠实的助手，实际领导了中华革命党在国内的讨袁斗争，终遭袁世凯暗杀。然而对这样一位将最后一滴鲜血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革命志士，某些亲历者和后世评论家对他的事功总有这样那样的说法，１９８６年湖州召开的“纪念陈英士先生殉难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对此已作了澄清，同年广东召…     

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在江西的起伏——“江西军政两署招新华社党员自首令”剖折

一 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流亡在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则表示要以“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继续进行革命,因而极力“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于是,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便在日本正式成立,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在艰难困苦中,继续坚持组织讨袁的斗争。为此,孙中山曾派人先后在东北、山东、广东、浙江、上海等     

汤芗铭在湘统治与湖南人民的反抗斗争

1913年8月13日,湖南都督谭延闿发表取消独立布告,湖南二次革命失败了。随着长江中下游反袁战争的结束,袁世凯用武力统一了南方。袁为了控制湖南,派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随后又免谭延闿之职,正式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自此,开始了汤氏对湘省的统治。汤芗铭(1880—1975)字铸新,湖北浠水县人。早年入福建船政学堂,后到法国学习海     

黎元洪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城中的政治俘虏。护国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为主,云南起义反袁,又主要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中下级军官联合上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经过长期组织发动的结果,护国军政府的政治方向、军事计划和政府组织则由梁启超、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掌     

1913年谭延闿"阻郭入湘"与民初政局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湖南都督谭延闿从宣布湖南独立到取消独立，中间经历了曲折复杂的心理变化。袁世凯下令与国民党有隙的郭人漳入湘查办，遭到谭延闿强烈反对，他与总理熊希龄谋划“阻郭入湘”。由于南北势力悬殊，谭延闿为求成功“阻郭”，同意北洋军队入湘。与进步党关系紧密的海军次长汤芗铭被各方所接受，率军进入长沙。谭延闿和郭人漳同时被免职，湖南最终形成了汤芗铭入主湘政的局面。     

中华革命党与护国战争

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夺取辛亥革命成果,进而复辟封建专制,爬上“洪宪皇帝”宝座。对此,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表达“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扫除独夫凶焰”,重建中华民国。经过广大革命者的共同努力,1915年12月25日。以云南宣布独立护国讨袁为标志的护国战争爆发。结果,袁氏王朝垮台,民国得以复生。在这场战争中,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所起的作用,学术界长期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许多人一谈护国战争就只称许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忽视了中华革命党,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是中国资产阶级放弃武装斗争，转而与袁世凯妥协的结果，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失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则是袁世凯破坏共和、坚持独裁、实行武力统一的结果．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与袁世凯的最终分裂。在这一年中资产阶     

从护国战争看蔡锷的军事思想

蔡锷是近代中国的军事家。本文仅从蔡锷在护国战争中的军事实践活动入手,对其军事思想,作一初步探讨。一、颇具胆识的战略构想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罪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声讨。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八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九月,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     

关于评价陈其美的几个问题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期曾任沪军都督,后来领导过反袁斗争,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沪上,成为著名一时的“上海闻人”。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褒贬各异。褒他的人,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贬他的人,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杨梅都督”、“资产阶级政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其美才符合历史实际,须要探讨。本人想就下面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评辛亥前后的蒋介石

1916年陈英士在上海殉难后,孙中山期望蒋介石成为第二个陈英士,继承他的革命事业。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蒋介石即成为国民党领袖,统治中国达数十年之久。他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原因众多,但其渊源在于他早年选择了符合历史潮流的立业道路,追随孙中山和陈英士,积极参加反清讨袁活动,表现出他献身革命的思想品格和     

一位被遗忘的“二次革命”烈士——欧铸

1913年爆发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最后一幕。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进行了一次悲壮的斗争。这次斗争最后失败了,许多革命忠贞之士英勇地牺牲在袁世凯的屠刀下。在这次革命中,东北有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爱祖国发展到革命救国,这是广大华侨爱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广大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为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继续战斗。本文拟就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建立独裁政权,派出爪牙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残酷地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接着又解散国会、毁弃约法。至此,共和民政,荡然无存,人民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孙中山等再次流亡到日本,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     

二次革命在广东

<正> 一九一三年的二次革命,是孙中山发动的一场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革命运动.广东是二次革命的重要战场,探讨二次革命在广东的酝酿、经过和结局,对于认识和了解辛亥革命在广东最终失败和军阀统治局面开始形成,将有一定的帮助.一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义告捷.胜利的消息促使广东革命形势重新高涨,同盟会香港统筹部在广东迅速作出响应,革命党人领导民军在各地起义,十一月九日,广东也告“和平光复”.     

一九二七年春江西农运两件事

1927年期间的江西农民运动,受尽国民党右派势力的阻挠和围攻。先是被工农革命运动撵出南昌城的李烈钧,逃到河口另立“省政府”,控制了赣东北各县,大肆搜罗各县的反革命势力,与当时表面还站在工农运动方面的朱培德的“省政府”对抗。接着,国民党AB团头目段锡朋等人逃往上海、南京之后,其喽啰们则分散在各县,与当地反动势力勾结,沆瀣一气,和各地农民协会作对。因为受到AB团分子的破坏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进攻,刚刚蓬勃兴起的江西农民运动,又陷于瓦解、涣散状态。当时有两件事情值得记述。     

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

对孙中山从1911年底返国至1913年宋案发生之间的政治表现,应该如何看待的问题,有些评论略有微词,认为孙中山将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是孙中山对袁世凯的阶级本质缺乏准确认识的表现;孙中山是个上当受骗的老实人……等等1最委婉的评语,也在同情中寓有贬意.从史实来看,这些评语确有依据.然而,为什么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会突然改变他原来一往直前的反封建的大无畏精神?仅仅用阶级性来回答不免有简单化、公式化之嫌,难以令人信服.笔者认为,使孙中山对袁退让妥协的决定性原因是他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其他因素.     

民元孙中山黄兴心态比较研究

本文在于通过考察孙中山和黄兴关于民元共和建设的思想与实践,挖掘其推进民初中国近代化的潜在意识,揭示其所以与袁世凯合作、热诚维护民元政局的心理归因。 从众感:拥袁以稳固民国 从众感,是孙中山和黄兴在“非袁不可”的社会舆论压力下,于军事态势、政治力量整合等利弊得失的权衡之中,逐步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所产生的适应社会心理要求和现实需要的拥袁信念与行为。这种从众意识显然缺乏对袁世凯认知的基础。“和平收革命之功”与“早巩国基”即是其拥袁的主要心理归因。 应该指出,孙中山、黄兴的让位,受制于当时深刻的政治的、社会的历史氛围:当武汉还在激战的时候,弥漫着全国的总统非袁莫属的舆论声浪,逐渐促成了国人“非袁不可”的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已经完全不以孙黄及其革命党人的意志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