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贫困救助中的服务型救助

发展服务型救助是新时期我国城市贫困救助在救助理念、内涵、形式等方面的全面拓展,是以提供服务的形式开展的社会救助,是城市贫困综合救助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城市贫困救助既有的基本生活救助、专项救助和应急救助互相搭配、各司其职,可以有效地解决反贫困实践中制度刚性与需求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应从框架设计、机制设计、技术设计、监督评价机制、经费保障等五方面创新发展服务型救助的政策。     

宋代政府对贫困人群的社会救助

两宋时期，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实施以文治国、儒术治国的政治理念，使得宋代社会救助事业得到了空前发展。政府重视、制度严密、机构完备、设施齐全，它的诸多救助措施对后世，特别是对我们现今社会仍有重要影响。文章主要从救助机构、救助方式、救助程序以及对宋政府实施社会救助的一些思考等方面，探究宋代政府对贫民的社会救助制度，以期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从反绝对贫困到反相对贫困:社会救助目标提升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社会救助的目标须从反绝对贫困提升到反相对贫困,发展成为应对相对贫困的重要长效机制之一。我国社会救助目标提升是反贫困战略转向的现实要求,是实现"弱有所扶"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救助发展完善的内在需要。应该认识到,社会救助目标提升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相对贫困治理的功能和经验不足,社会救助管理和运行方面的制约以及相关外部环境因素的压力。基于此,需要按治理相对贫困的要求改革贫困标准和社会救助资格认定机制,增加救助服务并提高社会救助待遇标准,改革社会救助管理和运行机制并建设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救助制度。     

河北省贫困大学生救助工作探析

贫困生救助工作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河北省大学生救助工作的实际出发,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人口老龄化、老年贫困风险和老年社会救助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老年贫困风险增加,且老年贫困风险呈现出长期性、多维性、差异性和致因复杂性的特点。社会救助因其自身的特点发挥着兜底保障的重要作用,既是应对老年贫困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制度保证。目前,我国老年社会救助还存在一些短板,影响其兜底保障作用的发挥,为此,首先需要从明确理念入手,确立“保障与发展并重”的老年社会救助理念,其次要完善与优化老年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最后要加强老年社会救助经办管理并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     

我国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反思与重构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保障最后一道安全网,它对赈灾救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这一制度也暴露出:救助理念落后、救助的法制化水平不高、救助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据此,有必要更新救助理念,推进法制建设、完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并跟进相关配套措施,以是完善我国农村贫困救助制度.     

支出型贫困视角下农村社会救助扶贫效果研究

贫困问题的界定决定贫困问题的治理方式。我国对贫困的界定和测量都是以收入为标准,然而,考察当前农村贫困可知,由于重大疾病、子女教育、突发事件等原因形成的支出型贫困越来越多的成为导致农村贫困的主要原因。由此,针对支出型贫困的社会救助项目如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是提高精准扶贫效果的关键。本文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项目”的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FGT贫困测量指数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扶贫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扶贫效果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在于针对支出型贫困的救助项目尚未得到重视。因此,为提高社会救助对精准扶贫的效果,今后农村社会救助需进一步提高低保水平、有针对性地对支出型贫困进行救助、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等。     

论农村贫困救助制度的整合

农村贫困救助制度是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农村居民最低生活需要的保障。目前我国农村的贫困救助制度是以多元化的形式存在的,如＂五保户＂供养制度、扶贫工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这些形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来看,这种多元化的农村贫困救助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如救助资金不集中、救助对象重复等。因此,将多元化的贫困救助制度进行合理整合是其发展的大势所趋。     

论多维贫困视角下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构

近年来,从多个维度而不是单一的收入维度来测量贫困和缓解贫困是学术界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当前我国农村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少从制度构建上来关注除了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贫困群体,这显然忽视了不同贫困类型群体间的差异性,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体系建构中引入多维贫困视角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多维贫困理论及其衡量维度和指标对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救助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尝试提出构建我国农村多元化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     

社会救助的国际比较及其经验借鉴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社会逐步走向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网.建立和完善这一体系需要在救助范围、管理、资金来源、法律依据、救助标准等方面进行有价值的比较与借鉴.     

论一种可能的新伦理形态——类伦理

伦理作为一个历史性范畴,伦理形态与人类的存在形态应当是相对应、相一致的。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类存在三形态说的划分标准来看,“类本位”就成了最高的人类存在形态。而与“类本位”相对应的伦理形态,我们把它称之为“类伦理”。这样一来,“类伦理”也就成了人类社会的最高伦理形态。本文指出,只要人类共同努力,“类伦理”形态的到来一定不会久远。而“类伦理”的到来,对于解决当下诸多问题意义重大。     

扶贫政策的负外部性及其化解

在脱贫攻坚中,对重点贫困地区的精确瞄准与偏向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对非贫困县、非贫困村与非贫困户产生了必然的政策负外部性,表现为县域脱贫结构失衡、村庄帮扶悬崖效应与边缘人群争贫风险。究其原由,在公共政策过程中,竞争性的政策汲取、排他性的政策分配与分割性的政策评价是负外部性的三种发生机理。为此需要建立上下融合减贫机制,探索社区主导发展模式,拓展村民赋权参与空间,通过政策纠正、调适以消解和弥补政策负效应,强化政治决策与分配的正义性。     

英国济贫制度的发展对我国绝对贫困救济立法的启示

英国等西欧国家有着悠久的济贫传统,其济贫法制体系与实践亦相当成熟。其济贫法制体系中的国家承担济贫基本责任的原则,区别对待与分类管理的做法,对济贫内容的综合性安排,以政府出资为主的筹资方式及操作程序的科学设计对我国当今的绝对贫困救济立法具有借鉴价值。参考英国的济贫制度体系,我国的绝对贫困救济立法亦须依据实际国情妥善处理好绝对贫困救济的对象范围、救济标准的确定、主体制度的选择和救济资金的筹措等关键性技术问题。     

关于道德金规则及其最佳可能方案的思考

作为各文化传统普遍认同的基本原则,道德金规则在全球化时代寻求共识中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何在?通过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传统金规则与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最佳可能方案比较分析后可知:金规则的现实可能性不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在于它所提供的伦理精神指向及其形式的普遍性中蕴含着的合理性.在全球化的当今时代,人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主体性的批判可能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它在取消价值共识的同时也取消了人际共识,而且其效用性也很难实现.因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仍然是道德金规则的最佳可能方案.     

文学伦理学视阈下《李尔王》悲剧文本的产生

《李尔王》是文艺复兴时期大文豪莎士比亚的经典巨作,文本蕴含丰富的伦理因素。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该文本,旨在通过对《李尔王》中的伦理主线,即王权、财产争夺战以及围绕该伦理主线上的伦理结予以梳理,剖析伦理结的形成过程、形成原因以及由于伦理结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     

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阈下的《胎记》

美国作家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以主人公艾尔默借助科学实验祛除妻子脸上的胎记这一事件为核心,通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事手法,成功地再现了美国19世纪科学不断征服自然的伦理图景,将读者引入一个伦理失衡的故事世界。本文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沿着“以科技祛除妻子脸上胎记”这条伦理主线,通过还原该事件发生的“伦理现场”,逐一解构小说中的“伦理选择”、“伦理身份”等“伦理结”,希图由此剖析浸淫于作品深处的伦理特性。最后,乔治亚娜的伦理反思也体现了霍桑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尊严流失的控诉。     

西部农村的贫困现状及其解决对策

西部农村的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为此,从西部农村的贫困现状出发,实施基本需求开发战略,通过采取政府投入、加大扶贫开发的力度、针对不同地区贫困状况、实施分类扶贫方针、提高贫困者的素质、将扶贫开发寓于生态建设和环境建设之中等,这将对西部农村的小康建设和西部地区的和谐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精准扶贫的几个基本问题分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扶贫工作,呈现出明确的递进关系：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定点扶贫—精准扶贫。文章对现阶段实施精准扶贫的历史背景、丰富内涵、主要特征及其重大意义等基础性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认为精准扶贫一方面要加强实施力度和实践探索,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精准扶贫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创新。     

贫困救助中的人道与正义——以辛格方案为中心的考察

在贫困救助问题上,辛格提出消除人道与正义之差异的激进方案,然而辛格所提供的论证内在不一致,而且他也没有注意到贫困救助义务的复杂性。我们应当严格区分人道与正义两条路径,以人道来取代正义,这就会无视人类合作的事实,也忽视穷人的应得权利;以正义来取代人道,这又难免对救助者做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将一些分外之责当成必须去履行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