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悲观主义与人的迷失——叔本华意志哲学的人学思想探析

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通常被视为一种悲观主义。其实，学界关于意志哲学与悲观主义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争议。意志哲学是叔本华建立的一种关于世界的新的形而上学，只有将它置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它何以是一种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导致了虚无主义即人的迷失。悲观主义和人的迷失是叔本华从传统形而上学“跌落”到意志形而上学的一个必然结果。     

阴阳五行学说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中西体验本体世界方式的差别

传统西方哲学体验世界本体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试图从复杂的存在世界中发现统一的本质,认为"不在场"是不真实的,导致了本体与现象的分离和对立.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对在场形而上学进行了怀疑、反思甚至作出了最彻底的解构.后现代哲学的不在场理论与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是相通融的.阴阳互为依托、互为渊源,在场的与不在场的互为根据.阴阳五行之间具有本体论上的平等和同样的真实性,不存在谁对谁的占有和主宰,从而克服了西方形而上学中的在场对不在场的超越.阴阳五行"终始转移"、往复循环,构成一幅无底的世界图景,形成独特风格的本体世界体验方式.     

亚里士多德关于实现是本体的思想探析

了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后期各卷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变化,是一个涉及能否正确理解亚氏本体论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关于实现是本体的思想才是亚氏形而上学探索的真正结论和最后达到的高度.搞清这一思想,也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实践哲学对旧形而上学的扬弃.一、从语言到直观——亚氏本体论视角的转换《形而上学》第七至九卷一般被公认为是亚氏本体学说的核心,属于该书的后期各卷.在这部分著作中,亚氏思想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即从早期对本体的多方思辨,转向把形式视为主要本体.因此,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亚氏后期回到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或因此把亚氏视为调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论者.这种观点在国内一些西方哲学史著作中并不罕见.为了有利于澄清这个问题,并从相关概念中剥离出实现这个范畴,本文先须作以下考查:第一、亚氏对本体探索的视角是否有所变化?在早期著作中,亚氏对本体探讨的主要视角是把本体规定为主词,它“既不能述说一个主体,也不能存在于另一个主体之中”.这个视角对亚氏的思想发展曾产生重大影响.正是从这样的视角看,本体论才成为探讨作为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成为追问作为第一本体的个别事物为什么能够进入语言,成为与存在(是)相关联的主词,到底存在(是)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但是,第一本     

也论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之为“纯粹哲学＂——对罗中枢教授观点的补释

罗中枢教授关于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非指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科学,而是指纯粹哲学或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的观点非常独到,但也使人产生了两个疑问：首先,如果“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那么,康德为什么在追问“纯粹自然科学是如何可能的？”时,还要把“形而上学作为一种自然倾向是如何可能的？”和“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如何可能的？”这两个问题单独提出来？其次,如果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就是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学,它与一般自然科学或牛顿物理学有何关系？本文试图对罗教授的观点作一补释,从“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角度来理解康德的“纯粹自然科学”,并力图解答上述两个疑问。     

实践理性--解读和探析中国传统哲学的另一个维度

中国传统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古典哲学 ,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发现 ,思维的不同层面是导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发生差异的根本原因。按照康德的方式 ,把哲学思维划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两个层面 ,并认为“纯粹理性”是一般哲学的思维方式 ,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是为科学的普遍必然性和合理性做证明 ;而“实践理性”则是在自由基础上的关于信仰的思维方式 ,它要把握的是彼岸世界而不是此岸世界 ,所以在严格的意义说 ,“实践理性”所产生或者诠释的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维哲学。“实践理性”大体包括“自由即自律”、“定言命令”和“公设”等三方面的内容。我们依此而推演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般特征和方法论 ,希望梳理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构建逻辑和脉络。     

如何理解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无”？

海德格尔看来，无的问题之所以在传统哲学或形而上学中无法得到回答，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区分，并且从存在者的角度将“无”看成是存在者（或“有”）的某种缺失。海德格尔对于“无”的具体论述主要集中于《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是什么？》和《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这三部作品。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生存论的角度出发把“无”理解为世界的无意义和此在的“向死而存在”；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中，海德格尔把“无”看成是世界作为存在者整体的“跌落”或“沉没”以及相应的“无之无化”；在《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转向，并且放弃了他之前的生存论思路。他借鉴了谢林关于“实存”和“根据”的区分，把“无”和“无根据”联系起来，认为“无”既意味着“无根据”，又是“无根据”中建立根据，也就是“建基”。在此之后，海德格尔很少讨论“无”的问题，这也意味着，在海德格尔后期哲学中，无的问题消融在更具普遍性的存在问题之中。     

尼采的哲学贡献

尼采认为哲学的使命是对生命的意义作出解释 ,并揭示了时代所患的虚无主义病症 ,“上帝死了”是他用来概括欧洲虚无主义的基本命题。他进而对欧洲虚无主义的由来作了追根溯源的探究并得出结论 :其根源在于欧洲的传统形而上学 ,即柏拉图奠基的世界二分模式。这一模式把世界分为变动不羁的现象界和不变的本体界 ,尼采指出 ,所谓本体界是用逻辑手段虚构的道德化本体。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尼采最重要的哲学贡献 ,其中 ,有两个观点对于当代哲学尤具启迪意义 ,一是对于语言在传统形而上学形成中的作用的分析 ,二是透视主义。     

《人间词话》“境界”问题的文本诠释

《人间词话》“境界”问题是王国维受中国传统士大夫积极入世精神和西方悲观厌世哲学相碰撞的产物,是王国维艺术观的集中表现．“境界”有“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之分,而后者其实是“艺术的本质”或“本体”的同义语。王国维提出“境界”问题的实质是试图用摆脱实际利害关系的艺术（纯艺术）来暂时逃避人生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无限痛苦,是试图用艺术世界（艺术境界）来实现人生本体真实（人生境界）的手段和形态,所以所谓“艺术境界”应当是“人生境界”的客观化或物态化。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 ,正是逻辑的合理运用在“反思”中使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最高的智慧” ,是探索其所是的是 ,哲学主题就是寻找“第一原因” ,即本体 (ousia)。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是要从“是者之为是者”回答“何谓是者”的问题。“这一个”作为第一义的本体内涵 ,启明了希腊人爱智的原始真谛。然而 ,亚氏又把纷繁复杂的“是”和“是者”看成是一个指向终极目标的系统 ,这最终使爱智慧变成了形而上学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与神学的三重关系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解构在其存在之思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这种解构工作与基督教神学之间至少存在着三重密切关系.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来源而言,弗莱堡早期海德格尔的“宗教课程”对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已经预示了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不断解构;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向度而言,尽管解构工作的神学指向并不完全清晰、始终一致,但是透显出要求由某种“宗教诗学”代替传统宗教神学和宗教哲学的趋向;就形而上学之解构的神学意义而言,虽然它对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无可匹敌的广泛影响,但是对这种解构工作的神学运用仍然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挑战.     

老子自然伦理思想的基本逻辑结构和理论特征

老子的“道”在学理上有三个层面的基本含义：“无”之“道”,“有”与“一”之“道”,“纪”之“道”。老子的“道”并不仅仅是关于宇宙起源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范畴,更主要的是预设了“自然规定性”的“法则”。关于宇宙世界本体的“自然”之“道”、关于宇宙世界存在的“自然”法则和“道”之彰显的自然之“德”的自然哲学思想,特别是在此基础上的关于人类世界的顺从自然、效法自然和善待自然的伦理思想,构成了老子完整的自然伦理思想的逻辑体系。在“道”与“德”辩证理性的逻辑架构下,在从人类回溯到自然、从自然推演人事的双重方法论向度上,老子的自然伦理思想充满了“文化辩证法”思想。     

本体论语境下的国际法研究新进路

国际法的本体，就是关于国际法本质的抽象存在，是一切关于国际法的现象与意识的来源。在国际法研究中引入本体与本体论概念最大的意义，在于将对国际法本质问题与非本质问题的研究区分开来。本体论语境下的国际法研究新进路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的结合；自然法与实在法的结合；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结合。     

论中西哲学的内在差异及其逻辑基础

本文从存在论范畴演绎的角度给出了关于中西哲学差异问题的一种解释模式。作者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其深层上表现为哲学存在论的差异。理解这一差异的契机在于把握作为存在论逻辑基础的时空范畴特性问题。由此出发，作者以中西哲学对经验和先验关系问题的不同取向为直接依据，以支撑这种取向的时空范畴的不同特征为逻辑基础，把中国哲学存在论称为“自然存在论”，把西方哲学存在论称为“本体存在论”，并以中西哲学历史演进过程中递嬗出现的六对十二个逻辑圆圈证明之。     

存在的逾越-试析马里翁在《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当代法国现象学家马里翁在 《无需存在的上帝》中对于海德格尔的 批评。一方面，马里翁接受了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批判，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理解为一 种 “存在－神学”，其核心原则是将上帝看成是一种 “存在者”；另一方面，马里翁又反过来批评海 德格尔使上帝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因此没有从根本上摆脱 “偶像崇拜”。马里 翁认为，上帝既不是任何意义的 “存在者”，也不从属于作为 “存在者之境域”的 “存在”，而是一 种至高的 “爱”或 “馈赠”。作为这种 “爱”或 “馈赠”，上帝逾越了存在。     

传统形而上学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

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形而上学的发展史。尽管在哲学史上存在着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体系,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历史的考察发现传统形而上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这三个基本特征显示出追求终极之真是形而上学的核心。但是,形而上学所具有的四个方面的理论困境却使其追求世界本真存在的目的不可能实现。如此,在求真背后涌动着的形而上的求善趣向,也就由于脱离现实生活基础,缺乏人性的真实而造成实践上的困境。     

巴迪欧本体论思想及其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启示

巴迪欧杂糅存在论、公理体系集合论和当代主体学说,重建本体论哲学。巴迪欧认为西方传统本体论把万物归于本质存在,是“计数为一”的运算,真正本体是进行计算前的“纯多”,是未被纳入人类知识体系的“不可辨识之多”。借助集合论,巴迪欧把“不可辨识之多”的本体存在与空集相联系,进而借助选择公理和保罗·科恩的力迫法,证明数学也需要主体“力迫”介入。巴迪欧意在证明本体存在处乃真理诞生处,在主体的调研和类性延展等忠实程序下,发端于本体存在处的“不可辨识之多”的偶然性事件将演化为真理。从巴迪欧本体论思想看,相对于西方知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成就就是“不可辨识之多”,是人类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表达的是本体存在的真理,对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从存在到“大道”——海德格尔的思路

关于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的演变以及所谓思想的“转向”问题,一直是“海学”研究者所关注的课题。本文试图对此作些思索。本文认为,前期海德格尔立足于此在分析所作的“有—无”之辨,意在反传统形而上学,本身却仍停留在形而上学中;三、四十年代海氏实施思想“转向”,围绕“真理”(Aletheia)问题所展开的“显—隐”之辨,实含有更为彻底的反“在场的形而上学”立场,并且直接导出后期的“走向语言之途”,即走向“大道””(Ereignis)之“说”(Sage)。从存在到“大道”,就是海德格尔转向非形而上学的思想之路。     

现代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困境

熊十力、冯友兰和金岳霖的形而上学思想中都蕴涵着内在困境.一方面,他们企图建立本体的形而上学,以便为世界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强调哲学对于人生的价值意义.世界的本体与人生的价值在他们的形而上学思想里是分裂的.人生价值是同形而下的境界相关的,而世界的构成又是同形而上的本体相连.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这一困境对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建立具有巨大的启发性.其意义就在于,在借鉴西方哲学时,我们应该对西方哲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方式又带来了另一个困境,现在的中国哲学更多的是对哲学史中人物和流派的研究,包括中国传统哲学,而不是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好像只能如此,我们才能建立现代中国哲学.因此,我们更多产生的是专家和学者.在现代中国哲学近百年的历史里,我们很难有世界意义上的哲学家.这一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诠释学中的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及其超越性意义——以中西思想史例为鉴

在诠释者和被诠释者之间存在着一层根本性的关系，即主体和本体之间的不对称性关系，这种不对称性意味着本体对主体的超越性，诠释学因此具有某种源始神学特质。本体指向形而上学本源意义之域，意味着自由自在的自身性存在，在诠释学情境中呈现为两阶主体，第一阶主体是自行显示的本体作为本原性主体或存在论主体，第二阶主体是诠释者主体或存在者主体。诠释者主体对于本原性主体自行发出的信息进行意义的解读和描述而形成文本，文本具有意义的层次性和流动性，其生成和存在是原初生存经验、既有文化传统和当下处境的多重作用的历史结果。中西对于主体与本体关系的不同理解和诠释，对各自文化传统的历史生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存在之命运的技术的本质

在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之本质的讨论中，希腊经验中的τεχνη与现代技术都是一种解蔽方式。两种解蔽方式之不同必须到西方人关于“在场”的深意中去找寻，考虑到“在场”乃是西方形而上学道出存在的基本词汇，我们才有理由把现代技术的本质——集置——理解为存在的一种命运的发送。由此，我们才可能在全面而又深入的意义上理解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