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或妥协?——19世纪英国“新女性”形象塑造的困境

在19世纪末的英国，父权社会导致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凝视下塑造的。为了反抗这种符合男性利益的、单一的形象塑造，“新女性”应运而生。该形象中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与不一致性：一方面，她们思想自由、独立自主，对婚育兴趣不大，敢于直白表露情欲并追求权力，对“家庭天使”形象及男性的支配性地位构成挑战；另一方面，她们在对情欲、母性职责、权力的疑问中屡陷困境，被迫向父权传统妥协或接受惩罚。“新女性”拒绝男性凝视，却在父权社会中找不准女性定位。因此，这是对女性身份重塑的一次不彻底的尝试，女性如何从父权制中突围依然悬而未决。     

被记忆的他者——论《我的安东尼亚》的记忆书写

笔者从记忆入手对<我的安东尼亚>进行女性主义解读,分析作为白人男性精英文化代言人的吉姆·伯登如何通过记忆对安东尼亚等移民女性进行身体和精神的重塑,从而将后者囚禁在不平等的性别规范中.父权制意识形态下的男性记忆是塑造和重构"理想"女性的重要途径.男性借助社会赋予的话语霸权和对女性身体的居高临下的"注视"剥夺了她们的主体地位,使她们成为失语的他者.     

论当代女性主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

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作家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一些独立于男性的性别群体,她们对父权制文化传统举起的是叛逆的大旗,她们鄙弃传统女性角色中的贞洁娴静、温柔顺从、无私奉献、乐于牺牲等特点,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前力图挣脱父权制文化统治的枷锁、却终于还是倒在那沉重的锁链之下的前辈--子君所渴望做到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一群特立独行的新女性形象.     

女神—女奴—女人——从古希腊神话女性形象看苔丝和珍妮悲剧命运

在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古希腊神话中,女性从女神被贬为女奴。而生活在男性权力夹缝中的女人,无论是扮演哪种角色,或是妻子、母亲、还是英雄;甚至是沦为玩物、祭品、妖魔,都是被压制着,并承担起她们的主宰者--男性给她们带来的一切罪名和痛苦。本文拟从古希腊神话的女性形象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男权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家长制度下苔丝和珍妮的悲剧命运。     

农村女性非农转移和流动的父权制因素探究

农村女性在非农转移和社会流动过程中相对于农村男性处于劣势 ,父权制通过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意识影响其转移和流动 ,使其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要促进农村女性与男性平等地转移与流动 ,必须挣脱父权制性别角色分工与性别意识的禁锢。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旧约圣经》中女性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父权制文化中男性作者贬低女性的倾向和对女性所持有的矛盾心理。从文化的视角对《旧约圣经》中的120位女性形象进行认真梳理和立体扫描后发现,只有位居两极的女性进入男性话语的中心:一极是以被刻画成导致大英雄参孙身亡的"淫妇"大利拉为代表,另一极则以被塑造成"贤妇"形象的路得为代表。贤妇形象的塑造或许可以缓解父权制《旧约圣经》中女性的不幸与悲哀。     

《红楼梦》中的性政治及其建构

《红楼梦》中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贾府的地位与权势主要来源于其男性祖先的军功,其家族的权力建构主要依据性别、父系和母系三大原则进行。不过,《红楼梦》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不是通过暴力和压迫,而是通过一种强调等级、秩序的亲情关系。为了得到女性“自愿的赞同”,男性对女性施行了包括权力让渡在内的各种策略。在这种父权制社会的性政治现实中,性别的模糊、性方面的洁身自好和男女角色的颠倒都是不被允许的。     

"天使"的颠覆与女性形象的重构--澳大利亚现当代女性主义小说评析

“天使”形象是典律文本中传统男性作家所创造的理想女性形象 ,它体现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 ,即被边缘化的女性应心甘情愿地接受强加在她们身上的各种社会角色。“天使”的颠覆与女性形象的重构紧密联系在一起 ,成为女作家写作的首要目标。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女作家对“天使”形象的颠覆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不同时期她们塑造不同的女性文本形象与之抗衡。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揭示不同时期的女作家在颠覆“天使”形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各自的局限性。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罗沙·科德菲尔德

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反映了美国南方女性反抗父权制社会的主题。代表人物罗沙从未走入父权制社会为女性预设的道路,她模仿男性的言说,表现出男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在理性的社会中形成了一种颠覆,通过她的言行来挑战美国南方的父权制。透过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罗沙颠倒的言说和情感历程,阐释了罗沙的社会性别身份,从中揭示了其古怪行为、乖戾性情和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     

偏见与忌惮：格拉西安《漫评人生》三类女性形象及其意义

《漫评人生》中的女性形象主要分为三类：贵贱两级的世俗女性,象征善恶的神化女性以及臆想中既完美又有缺憾的理想女性。整体来说,书中对于三类女性都抱有偏见和忌惮,其主要根源来自天主教父权制思想的熏陶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巴塔萨尔·格拉西安特殊的经历注定了他的女性观有其主观性,但反过来透过他的作品我们又能客观地看到17世纪西班牙社会真实的女性形象,她们用自己的成就改写着男性作家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