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

李、杜之后,韩愈以其豪壮奇崛、艰奥生新的雄风驰骋于中唐诗坛,前人对这种引人注目的变化历来毁誉参半。“宋人于唐诗推尊子美、退之至矣”,但对韩愈以文为诗“犹不免有所疵议”。明人喜尚清疏空灵,甚至有人直斥韩愈“于诗本无所解”。乾嘉以后,肌理说、桐城派、同光体一派文人在维护封建道统和文统的同时,提倡一种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派诗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封建阶级在其灭亡之时要通过标举韩诗以挽救传统诗歌的没落呢?要想弄清这种美学观念变化的基本原因,就必须对学者之诗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进行深入的考察。     

韩愈诗歌风格的形成探析

<正> 不管是毁,还是誉,韩愈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舞台上树起了自己的旗帜,这一点己经无人怀疑.“韩昌黎体”这个名称的出现,就是证明.诚然,韩愈诗歌的风格是多样的,“韩昌黎体”不主一端.但是,作家的个人风格,作为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表现,总有它的基本倾向,它的大端.韩愈诗歌风格的主要方面,叶燮在诗论中已经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力大”、“思雄”是韩愈的创作个性,也是他的诗歌的主要风格.后来,赵翼更加明确地指出:“昌黎自有其本色,仍在‘字从言顺’中,自然雄厚博大.”“雄厚博大”,这是韩愈的旗帜.他正是以这种风格,在流派纷纭、名家辈出的唐代诗坛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成为后代诗人仿效的榜样.     

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

刘禹锡以“诗豪”见著唐代后期诗坛 ,① 纵观其人情诗性的发展生成 ,佛禅的影响既厚且大。从前期唐诗的“士宦禅隐”到后期唐诗的“贬官禅悦” ,刘禹锡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皆因其对佛禅命意深切独特的颖悟与理解 ;世界呈示的“恒在性” ,使诗人悟到“悟不因人 ,在心而已” ,佛禅之于时空的超越 ,旨在见性归心 ,有此依傍 ,诗人笔下的物事就获得永恒的生命力 ;透辟的佛理加上对现实清醒的认识 ,使刘诗渐渐起了议论因素 ,这是一个不可小视的变化 ,“似议非议 ,有论无论” ,唐诗发展到刘禹锡时代显露出唐、宋诗缓慢过渡的种种征兆     

北宋诗风形成的禅因佛缘

中国化了的佛教经残唐、五代到北宋已达到完全成熟乃至“烂熟”时期。其重“知解”、“仰顿悟”、参“公案”、斗“机锋”的禅悦之风,对于北宋诗风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原是对宋诗的指陈,却也道出了宋诗有别于唐诗的风格面目。宋诗工稳、精致、峭拔、富有理趣、意味隽永之总体风格,均可从如上三方面得到体现。然而,宋诗风格的形成得益于佛禅,亦受病于佛禅,北宋禅家那种“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舌”的禅病,也使得宋诗因对语言形式的过分纠缠而自病、病人。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陈寅恪《论韩愈》的心曲发皇

陈寅恪敏感于“五四”以来文化建设的诸多不如意,其《论韩愈》仿照僧徒诠释佛经模式,赋予该文本以石破天惊的文化新意。他捍卫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借助品读韩愈,既不坠宗风、坚守传统,又中体西用,充分关切现实,凸显述往知来的启示色彩。他充分肯定韩愈建立道统的文化要义,强调学术重建意识,个中蕴含浓厚的学术独立与对自由思想的执念。特立独行的自由思想是孕育心曲的根基,体用定位最能展示心曲的功能指向,文体改进则是心曲发皇的主要策略,它们构成一个自成起讫的文人心态谱系。陈寅恪借古喻今,穿越时空对话历史上的韩愈,希冀现实社会出现匡时济世韩愈式的大师巨子。     

继承旧道统 创立新儒学

儒学是韩愈思想的核心。研究韩愈的儒学思想对全方位地把握韩愈,评价韩愈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本文试图从韩愈对孔孟儒学道统中人性思想与建立在人性思想上的仁政为核心的思想的继承,在继承孔孟这一儒学道统的基础上,创立新儒学的深刻内涵,韩愈新儒学与孔孟儒学比较及韩愈新儒学的现实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对韩愈作定位性的认识。 一 《旧唐书》卷一六○《韩愈传》云:“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此论切合韩愈     

韩愈的理想人格论

韩愈是儒学发展史上新旧转捩之关键人物,其儒家道统论的提出不仅为宋儒开辟了理学的初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以儒家道统论为指导思想而形成的圣、贤、君子层次分明的理想人格论更是具体展现了韩愈道统论对时人在安身立命、接人待物方面所应有的精神状态、道德认识及行为准则的要求与标准。韩愈理想人格论中,作为万世标准之圣人是无过、无所不通的;而贤人是不贰过者、不遇时不得道时是独善其身者,而一旦遇时得道,就必兼济天下,而且贤与圣一样是"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君子则是好恶分明、任人如器且重于责己之人。韩愈所提出的理想人格论是其道统论的具体展现与现实要求,研究韩愈的理想人格论可以更好地理解其道统论提出的思想价值与历史意义。     

论晚清儒家道统复兴思想

嘉道以降,国是日非。吏治腐败,贿赂公行,学风支离、琐碎。值此,曾国藩、张之洞等接续、担当和重建儒家道统,以肃清异端邪说,强化儒学之正统地位,以振兴低靡之朝政、凋敝之民生,其功堪比韩愈。曾国藩道统论以仁、礼双重道观开局,启20世纪上半叶现代新儒家道统论多元道观之端绪;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其道统论之功用观,已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这开启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端绪,为“返本开新’说开荆辟莽。     

韩愈文学思想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韩愈主要受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强调生命个体的情感在创作中的动力作用和本质特征。从感性生命第一性出发,韩愈在诗歌创作审美风格上尚“奇”。韩愈深刻地认识到,人的个体生命需要精心地维护,诗文对人的个体生命也具有超脱和维护作用。韩愈将诗文的这种抒情审美娱乐功能概括为“舒忧娱悲”和“以文为戏”。     

韩愈散文与政治

韩愈散文与政治孙金荣韩愈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其散文成就之高是不可争辩的。关于其散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诸研究者着墨不少。然这个“道”在怎样的范畴和程度上对儒家道统进行了继承和宏扬？作者以儒道忠诚卫土和承继者自居，何以对孔孟儒学加以取舍？文与...     

柳宗元诗文中的佛禅意趣

柳宗元是一个坚定的儒者、理性的思想家,但其诗文却呈现出浓厚的佛禅意趣。中唐时期佛禅兴盛,柳宗元自幼好佛,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南荒后,更加崇信佛禅。受佛经禅理的浸染使其诗文呈现出超脱尘世的意念、任情山水的意趣和淡泊空灵的意境。本文通过对柳宗元诗文这别样的人生意趣和审美追求的探讨,从而真正认识柳宗元诗文丰赡的思想情志和审美意境。     

论"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文化意蕴

八百年前,王正功在桂林写过两首七律,其中“桂林山水甲天下”一句得到广为流传,对此,可从唐诗《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是因“宇宙意识”得到启发,“山水甲天下”的背后,也有与农业文化相关的天人合一观及相应的“山水比德”、“仁智之乐”。从韩愈到王正功,表现出理学文化的充分发展,就王正功的诗句结合其墓志铭,应看到“仁者”、“智者”的投影;也表现出自庄子以来对山水真赏之趣的发展,而对桂林兼有山水之胜的揭示,也表明了山水文化的成熟。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李商隐诗的艺术特色浅谈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中的一大家,具有多样化的风格。沈德潜在《唐诗别裁》的七古里选了他的《韩碑》一篇,称:“晚唐人古诗,秾鲜柔媚,近诗余矣。即义山七古,亦以辞胜。独此篇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翽。在尔时如景星庆云,偶然一见。”极力推重。其实,《韩碑》诗是商隐摹仿韩愈的诗,像“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这些就是仿照韩愈的以文为诗。诗中称“文成破体书在纸”,韩愈的《平淮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试论歌的本色

后人评论韩愈诗歌,往往拈出“奇险”二字,褒之者因此褒,贬之者亦因此贬。然而,在我们看来,韩愈的一部分奇险诗固然有其独特之处,并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这些诗所呈现的只是韩诗发展过程中一个阶段的面貌,而非韩诗的全貌。韩愈诗歌经历了一个从直朴到奇险、又从奇险归于平淡的发展变     

韩愈的道统学说与宋代理学家的政治哲学

韩愈是秦汉以后儒家思想哲理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韩愈的道统学说与两宋理学家的政治哲学有着不可否认的渊源关系,之于"道"的理解及其"性三品"说,对宋代理学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由于形上素养的不足,韩愈的道统学说也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局限,宋代理学家对韩愈的道统学说虽然多所称道,但也作出了十分重要的理论修正。这是宋代理学家不肯承认韩愈的道统学说是道学的源头的根本原因。     

韩愈贬阳山原因考析

韩愈贬阳山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和《论今年权停举选状》以及其他言论中,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被他人作为攻击他的把柄,这些话“鲠言无所忌”,被本已视他为眼中钉的韦执谊等人利用,皇帝听信了谗言,韩愈因而遭贬。韩愈起初否认被贬是由于上天旱人饥状之故,但后来他还是认识到此状中有“得罪德宗朝”之处,其实也就是承认了被贬与此有关。     

既开风气又为师——韩愈与北宋诗

仅从唐代诗歌史的角度来看,韩愈似还称不上是最优秀的诗人,至少与李白、杜甫等诗坛巨星相比还有差距;但从对宋诗的影响而论,韩愈则是仅次于杜甫的二号盟主,而且杜诗的影响有不少还是通过韩诗的中转来实现的。清人叶燮谓:“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今人钱钟书先生谓:“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都看到了韩诗在北宋的巨大影响,惜未及展开。本文以此为基点,就北宋诗与韩愈的绍承关系胪述如次。 一 为了更好地理解韩愈对北宋诗的巨大影响,这里有必要先谈一谈韩诗本身。同一切艺术大师一样,韩诗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不主一宗的,陈衍谓“元和以降,各人各具一种笔意,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珂三种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