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清代学术流变

持道统论的桐城派从立派之初就与宋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兴衰起落与清代理学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桐城派虽有学术门户之见,但至晚清以降,桐域派主张汉宋兼收,主张以经世致用化解汉宋之争,顺应了晚清学术兼容的潮流。20世纪初,中西学术之争逐渐取代传统经学之争,对传统经学的抱残守缺,使桐城派在近代学术转型的学术潮流中显得黯然失色,失去了在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发言权。     

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其他来源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庄氏家学,除了庄氏家学以外,刘逢禄的经学思想还受到当时汉学的皖学与吴学,及宋学的影响.全面地看到刘逢禄经学思想所受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对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准确认识.所以,探讨刘逢禄在庄氏家学之外所受到的其他影响,是刘逢禄经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其他来源

刘逢禄的经学思想主要来自于庄氏家学,除了庄氏家学以外,刘逢禄的经学思想还受到当时汉学的皖学与吴学,及宋学的影响.全面地看到刘逢禄经学思想所受的各个方面的影响,有助于对刘逢禄经学思想的准确认识.所以,探讨刘逢禄在庄氏家学之外所受到的其他影响,是刘逢禄经学思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

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洋溢着多维意蕴的学术精神.学术文化化民易俗是<四书章句集注>促进社会文治与民众心智的基本之功;新的时代经学开新是<四书章句集注>适应时代需求革新经学传统的学术自觉;经学大宗创设典范是<四书章句集注>生发学术示教影响的高卓源泉.朱子开新经学的学术风范及其<四书章句集注>是后世中国学问主体学习的永远楷模.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浅析“三礼馆”诏开之意义

清高宗执政初期,完成了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其中,"三礼馆"的诏开和<三礼义疏>的结撰,即是这一过程的典型体现."三礼馆"的诏开,一则昭示了清高宗对其祖圣祖之文化政策,并最终完成了由理学向经学政治取向的转变;一则开启了学术方向上对经学特别是<三礼>学的有规模、成系统的整理和阐发.进而从一个侧面揭示"三礼馆"的诏开对<四库全书>的汇辑具有启发意义.     

阿英与小说目录学

阿英先生是近代研究中国小说的著名学者之一,尤致力于晚清小说的研究.他在小说目录学方面学术成绩斐然,突出体现为<晚清小说目>、<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经典性学术著作的问世.阿英先生对晚清小说书目的编定,使中国小说专科目录体系趋于完善,但他的研究工作亦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统一论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的义利之辨历时长久,在为人熟知的重义轻利的儒家和重利轻义的法家之外,有主张义利统一的流派：墨家的义利相合论;西汉司马迁、东汉王充和桓潭等人的义以利生论;宋代李觏、陈亮、叶适、王安石、清初颜元等人的义利并重论。梳理把握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义利统一流派的基本构成,可以对其理论价值及其异同进一步加以确认。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论明代的教育及其管理制度

学校及其制度是学校教育的必要条件,明代的学校有官学和私学两类,培养了许多人才,为维护明朝统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代的教育,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明朝前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认真总结明代教育及其管理方面的得失,对我们当今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左传》中的人事预言

预言是人类凭借自身的经验与已有的认识能力,对将要出现的现象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做出合理的预计、判断,是基于一定的认识能力上的思维活动.<左传>一书记载了大量人事预言材料,可以分为:行为预言、言语预言和神态预言三类.<左传>中的人事预言体现出了独特的预言依据和思维逻辑,包含了许多历史和人生经验的总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左传>人事预言的内容、特点是由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在人类思维发展历史的长河中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元代诗学理论发展的轨迹

元代前期 ,北方诗人偏重纪实言理 ;由南宋入元的方回等人继承南宋诗学 ,形成了众多的流派 ;戴表元等人对宋、金诗学的流弊进行反思 ,提倡宗唐复古 ,赵文等人却强调写性情之真 ,从而形成了师古与师心两种倾向。元代后期 ,诗坛上形成了以虞集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和以刘诜等人为代表的师心派。元人推尊唐诗 ,出现了研究唐诗的专著 ,对诗格、诗法的探讨一时也蔚然成风。     

文艺思潮中的"古今之争"谈片

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与今、继承与创新、保守与激进的论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明屠尔诺与钦提奥的古今之争和发生在中国明朝的前、后七子的古今之辨,是其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我们通过"返回现场",探讨中西方文艺思潮中关于古今之争的真正原因,试图揭示这样一个基本的美学原理:不能简单地把传统与创新等同于错误与正确。不能用进步论的模式来否定传统,理性不可能从一个没有历史积淀的"零点"开始。只有深受传统的濡养,又不乏创新的激情,创造力才有其茁壮的"根"。     

论中唐通俗诗派

中唐分前后两个时期。后期诗坛有通俗、怪奇、雅正三个流派 ,三大流派构成了奇特的鼎立抗衡格局。通俗派诗歌的主导风格在于质实通俗 ,不避俚浅 ,讽兴时事 ,不虚为文。如此倾向可谓其来有自 ,总体上说是其主观追求的结果。就艺术实践而言 ,成就不小 ,但缺陷难免。“非求宫律高 ,不务文字奇” ,此为通俗诗派审美追求的全部内涵 ,同时也是抗衡雅正诗派、怪奇诗派的鲜明旗帜。审视一番诗派鼎立之格局 ,有助于中唐诗坛形势的立体化认识。     

《金代文学编年史》编写札记

《金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年范围,上起金朝开国之收国元年(1115年),下讫段成己故世之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该书中,金入元以后约50年,主要关注金代遗民活动。内容包括作家生平仕履、除佛道诗词以外的全部可编年作品、文人交往、文学论争、作家群活动等文学资料,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各类艺术资料,旁及宗教与社会风俗。用编年方式,构成“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全方位展示一代文学的演绎发展历程。     

晚清女子教育与中国女权思想的萌动

中国女权思想的萌动始于晚清女子教育。清末教会女学的肇起启蒙了中国女权思想；国人自办女子教育尤其是爱国女学为提倡女权，主张男女平等作出了贡献；《奏定女子学堂章程》的颁布使女子有了合法的受教育权；清末女子留学教育助推了中国女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各种女权运动的宣传使女权思想付诸行动：走出闺门，走向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