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转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出现了新的转向,对空间与生态问题的关注成为重要主题。表面看来,这种转向似乎是散乱无关联的,实则不然。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至今,"如何克服物化"一直是其主题之一,然而,在消费社会中,"物化"不仅仍然是我们无法克服的存在困境,且愈加严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转向解释了物化在当代更为深刻的现实原因,回答了资本主义延续至今仍然势头未减的历史之问,而生态社会主义的提出则试图为我们找到可能的拯救途径。     

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解释学转向

在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过程中 ,在总体上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 ,这种转向在目标上从“本真的马克思”诉求转向诠释学的历史视域融合 ,在成果形式上从集体无意识转向个人话语 ,也因此在学术规范上对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要求。通过这种转向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将逐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诉求。     

吴泽传略

吴泽教授,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鱼,江苏省武进县人。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双博导师、一级教授。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倡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经世”学风,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等学术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转向理路研究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真理的选择与理想的确立,是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的前提。文章梳理了建党先驱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选择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时间线与关键节点,分析了新文化阵营对于实现中国启蒙导向的路径分野,最终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十月革命的感召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成立中国共产党推动全民族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研究探微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也有所加强。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占据重要一席。文章考察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研究成果后认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从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加以定位转向了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主题和路径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并取得一定的进度。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研究探微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也有所加强。青年马克思思想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占据重要一席。文章考察了马克思《莱茵报》时期思想研究成果后认为,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从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加以定位转向了深入探讨;在研究方法、主题和路径上也有了显著的变化,并取得一定的进度。梳理该领域的研究脉络,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有重要意义。     

论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

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曾被他以后的各种哲学流派从不同的需要出发解释和利用。从卢卡奇的后期思想向左转,有人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真正线索;从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向右转,又有人延伸了卢卡奇早期思想的错误,从卢卡奇的理性主义转向非理性主义,从客观化转向主观化,越来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后一种倾向的主要代表。法兰     

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以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

生态社会主义乃马克思主义实现生态学转向的当代主流理论之一。它立足于与马克思不同的时代背景,思考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生态问题。据此,它必然发展出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不具有的创见。本文以生态社会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奥康纳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为范本,深入剖析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之处。它主要表现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物质性的生产生活获得了文化的意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使"自然"获得了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规定;在社会主义研究上,生态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生态社会主义的这种创新理论对中国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深刻的文化启迪意义。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消灭私有财产":一项概念史的考察

《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及翻译史的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命题,"私有财产"及"私有制"是其核心概念.概念史对博古译本"私有财产"的生成和演化以及1949年之后的"消灭私有财产"被"消灭私有制"替代等层面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同时也存在中国本土适切性的问题.基于概念史的方法,对"私有财产"在中国的生成史和演化史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化具有特定的历史性、跨文化性和语境性,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互为镜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生成、演化史不具备典型的"鞍型期",并修正了"基本概念"的"四化"标准;翻译是马克思主义概念中国化的主要路径,但翻译学本身不能完整描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的进程.对"私有财产"到"私有制"进程的历史语义考察,推进了作为方法论的鞍型期假设和基本概念标准的"中国化",有助于探索翻译为何、翻译何为等翻译学的基本问题,并借助中国的翻译史经验深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总体意识及使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演进态势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总体性意识分不开的。在实践总体意识、思想总体意识、人学总体意识以及历史总体意识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历史使命在于推进整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现代化,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由民族史向世界历史的整体转变,以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发展。     

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

胡汉民是被后世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有意删除的人物。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胡汉民在唯物史观的输入传布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不但正面推介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还批驳了一些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攻击。胡汉民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对阶级观点阐发较少。胡汉民1919-1920年的哲学史研究和井田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领域的首次实验,意味着唯物史观开始从学理介绍向具体研究过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萌芽。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来研究的态度,为我们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提供了不少启示。     

“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一个富于生机的开端。他认为历史是物质的、变化的,历史有其自身矛盾运动和规律,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并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研究李大钊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对于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和实践运用,以及运用唯物史观正确看待当今中国社会和未来发展,都是有价值的。     

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向度展示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人类文明史上全新的发展观,它对人、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发展关系作出了全面、整体的把握,蕴含着丰富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发展观的坚持和运用;“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主体理论的最新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生动体现。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一种实践解释学的视角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将结构分析的方法应用于对马克思的理解,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同时由于结构主义方法自身的理论局限,也限制了甚至歪曲了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割裂了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的辩证关系,使结构凌驾于历史之上,结构成为没有来源、没有历史的神秘之物。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一方面可以从结构主义方法论自身的改变来寻找,在这方面,皮亚杰的发生学结构主义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思路;另一方面,可以从马克思自身的方法论出发提出修正结构主义方法论,从而提高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的合理性。皮亚杰的发生学从结构主义本质上与马克思的结构分析具有内在的同质性,都蕴含着一种实践解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为超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模式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范文澜即是其中出色的代表。他以25年心血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里程碑。所著《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他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表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之际,他坚决予以抵制,表现出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试论毛泽东历史观的特征

毛泽东的历史观是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唯物史现和革命史观间成了毛泽东历史观的两大基本特征：前者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或发展;后者是前者的一些原理在毛泽东历史研究实践中具体运用的表现。革命史观的某些局限性决定了在某些方面与唯物史观的冲突。     

毛泽东的智慧与中国文化传统

毛泽东自幼酷读中国文史典籍 ,热爱中国文化 ,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同时 ,他又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化和民族化。毛泽东不仅关心中国文化问题 ,而且把文化问题看成是整个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作中对中国文化的性质 ,建立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纲领、对待中西文化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与方针等问题都进行了经典性的论述。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问题上也产生过一些错误 ,我们应采取历史的具体的分析问题的态度正确地对待。     

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预期

唯物史观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其基础则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准确把握。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历史观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史学"与"新汉学",即史观学派与史料学派之间的关系,可以探索中国传统历史观在传统社会中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作用。中国化的唯物史观应当对传统历史观所承担的角色和作用有所回应,因而可以通过这种角色与作用,对唯物史观中国化作出合理的预期。     

毛泽东的世界历史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球化视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对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的解决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认识、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实际或国情,而且也离不开对世界历史大局与大势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因而也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终其一生,不仅注重了解中国,而且非常重视了解世界,具有强烈的世界历史意识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在他处理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课题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和视野处处呈现在我们面前。正是因为具有了既对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又有深刻的世界历史意识,毛泽东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