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明代官员病患叙事的演变

明代对官员因病请假、辞职和请求致仕的管理主要涉及致仕制度和老疾制度,从明代前中期到后期,两项制度日趋严密和严格。皇权对官员的控制日益加强,官员越来越难以实现个人的诉求。在此背景下,官员不断丰富奏疏的内容,变换叙事的角度,以获取皇帝的同情和信任。总体而言,明代官员的病患叙事呈现出四重演变趋势:由铺叙病情到预测病势、探析病因;由陈述医治结果到引述医生的治疗与康复意见;由叙说患病个体的经历到展现患者家庭的境遇;由描述耳目、四肢的感受到强调脏腑的体验。     

《明代黄册研究》评介

黄册制度是明代有关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系明代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课题之一。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记载进行的,其中绝大多数论说,又往往偏重于制度史本身的考察。即使在制度史方面,历来研究中仍有不少问题没有解决,有的解释或论断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明代黄册从其内容来说,记载着明代户籍与赋役的基本制度,但其表现形式乃是定期攒造的一种官府     

清朝官员致仕制度特点研究

清朝官员致仕制度在清入关以前处于萌芽阶段,清朝入关以后,随着社会政局的稳定,官员致仕制度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康雍乾时期官员致仕制度不断得到发展完善。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清朝官员致仕制度的内容,从官员的致仕的原因到致仕的待遇再到官员致仕后的社会生活可以说非常的广泛。清朝官员致仕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形成了鲜明的等级性、时代性、奖惩性、严密性等特点。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试论明清书吏作乱的制度根源

书吏是古代行政的执行人员,是官员在行政运作中不可缺少的辅助力量.书吏作乱是明清政治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而且清代比明代更为严重,竟然达到"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的地步.可以说,书吏在明清政治中操纵权力,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已经造成严重的"吏弊".从制度角度而言,明清书吏、尤其是清代书吏作乱主要是科举制度、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引发的.科举制度造就的迂腐无能的官员为书吏作乱提供了土壤,人事回避制度加强了官员对书吏的倚重;等级制度森严造成书吏升迁无望、生活无着,使书吏作乱成为现实;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官僚政治使书吏作乱成为整个封建吏治败坏的组成部分.上述制度因素,才是隐藏在"清代与胥吏共天下"背后的根本原因.     

中国警察制度史初探

中国的警察制度从古代行使警察职能的官吏的产生到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认真考察这一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特点,不仅有助于了解警察制度本身的演变,而且有助于加深对国家的本质、作用和职能的认识。因此,深入探讨中国警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征,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课题。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点初步的尝试,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明代内阁制度与党争

明代内阁制是在废除传统的宰相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它标志着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从它确立起 ,阁、部关系就十分紧张 ,阁臣之间亦勾心斗角 ,争权夺利 ,任用私党 ,排除异己。同时内阁与阉宦之间时而斗争 ,时而勾结 ,从而导致党祸绵延不断。故笔者认为 ,党争和内阁制度有着密切关系 ,这是明代党争激烈的重要原因。     

就明代进士祖上的生员身份与何炳棣再商榷——以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的爬梳,确认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出身少的现象乃史籍缺载所致。事实上,明代生员概率接近常态;何炳棣采集的史料若特指生员而言,其来源本身就有局限性,由此统计的数据不宜当作明代进士社会流动率高的一个依据。天一阁藏《明代进士登科录》在讨论明代B类进士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明代进士祖上三代生员身份的有限记载,主要来自民间的《进士同年录》而非官方的《进士登科录》。生员身份是否有资格作为进士家状的基本内容之一,必载于或应载于《明代进士登科录》?若是,又始于何年?作者求教于方家。     

论《三万卫选簿》中的军籍女真

明代辽东都司管下的三万卫,因其官员数量大,蒙古、女真又占了绝大多数,久为学者关注。三万卫蒙古、女真官员中,人数最多的是永乐时期迁来的寄籍"达官",受朝廷优养,与三万卫只是带俸关系;另外还有属于军籍身份的。属军籍武官的女真、蒙古,大多是洪武时期通过垛集和归附途径充军卫所,与汉族武官身份实无二致,故有种种制度约束。导致身份差别的原因,是太祖、成祖时期的民族政策所致。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考论

明代科举搜检制度主要用于防范“怀挟”作弊,是在继承前代特别是元制的基础上,根据明代具体情况而设置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乡、会试搜检官及军士的简拔、搜检方式及对作弊者的惩治等;该制对维护科举的公平、公正起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制度滞后和执法不严等弊端.     

关于权力腐败根源的探讨

权力腐败是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良现象。寻找权力腐败的根源,不可仅仅归因于权力本身,也不应抽象地归因于人的自私性。本文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通过深入考察人的本质和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素,认识到权力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根源在于剥削制度和剥削观念。因此,消除剥削制度及其观念,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消除权力腐败的治本之道,但同时不可忽视腐败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残余与外来渗透,因此需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不断巩固和完善。     

试论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官员的任命方式

本文从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西藏地方政治状况,概述了当时清朝中央政府对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册封制度,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和任命方式,以及对噶厦政府众噶伦和摄政王等西藏地方高层官员的任命体系,继而论述了西藏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归属关系和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所拥有统一主权的基础上,简要总结了清朝中央政府任命西藏地区高层官员所产生的特点和历史意义。     

明代宦官与浙江经济述论

明代宦官专权给明代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加速了明王朝的经济崩溃。本文仅试就宦官与浙江经济的情况作些述论,以从一个地区进一步对明代宦官与经济进行考察。1 宦官打着皇旗进行的范围广阔、数量巨大的岁办、采办,是浙江百姓的灾难,而其间宦官肆虐的为害远远超过了备办上贡物品的本身。一、织造织造是指织绣各种龙衣章服以备宫中服着及赏赐四夷、宦官、大臣之用的丝织品。在浙江,织造上贡的为害首先表现为在宦官的摆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     

隋唐资格制度述略

所谓资格制度,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中以论资排辈、平流进迁为基本原则的任官制度.源于秦、两汉,产生于魏晋南北朝,广泛运用于唐宋之际.自唐以降,资格制与科举制有机整合,成功运用于官员的选举和任用,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走出中国政府问责制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误区

政府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障。当前,政府问责这一理念在中国虽被广泛接受,但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还存在着一些失误。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这一概念在理论上存在认识误区,因而导致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官员责任意识不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行为缺乏制度保障等。因此,中国政府问责制的完善不仅需要官员和公民意识的提高,还需要进行制度建设以使政府问责制常态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明代生祠现象探析

明代生祠主要为地方官员、抚按及平定地方动乱的军事将领而建,正德、嘉靖以后逐渐普遍化。加速生祠普遍化的社会因素主要包括各地的赋役改革、地方动乱、宦官专权等。明代生祠符合儒家祭祀礼仪,虽是地方的自为,仍然属于国家倡导的儒教信仰体系,具有“精英主义和无神论的特征”,能够在伦理的层面上影响人们。同时,生祠亦有其社会弊端,尤其是当生祠成为官员“德泽在民”的象征时,生祠也就可能成为官员邀誉于民的方式。在这种情势之下,生祠糜财累民,自然沦为一种古代的“腐败工程”。     

也谈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与骆兆平、李大东先生商榷

本文对明代科举题名文献的流传形式、现存文献和利用情况作了比较系统的考察，认为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是独尊海内的，天一阁研究学者在现存明代登科录的考核方面做了不少基础性工作，为学界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但骆兆平先生和李大东先生的“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文献百分之八十”之说不确；对《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评价亦失公允；部分细节也欠斟酌。本文于献疑的同时，就登科录的概念、内容和实质以及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     

逐步推行官员财产公示:现存问题与实施策略

当前,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已成为社会共识,但由于官员抵触心理、配套制度体系不完备、民众观念偏差和参与意识不强等多方面阻碍因素的存在,我国推进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仍然步履维艰。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必须总结国内外经验,强化顶层设计,率先推进新提任领导干部财产公示,完善金融实名、不动产登记等配套制度,发挥群众和舆论监督作用,逐步形成较完善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从概念的理论内涵看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在研究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时,应把政府职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把政府职能转变过程所涉及到的诸多方面的关系和问题与政府职能转变本身的内容相区别,而不能相混淆。政府职能转变本身的内容可从传统行政学和现代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     

试论法治视野下的地方官员考评制度化

制度化是法制化的基础,法治化是制度化的最高层次。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执政党对制度化的认识提高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官员考核制度化的建设开始起步,各类规章制度相继建立。官员考核的制度化过程使我国的官员考核呈现焕然一新的局面,对于推动国家法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的官员考核制度相比较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还存在不少差距,要缩小差距,必须在已经出台的官员考评党内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顶层设计,开展统一的官员考评法律制度建设,推动官员考评制度与国家法的对接,使官员考核行为上升为国家法治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