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和哲学基本问题的再探讨

自从围绕着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时期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问题(简称“两变”或“两从”)开展讨论以来,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两变”既是哲学认识论,同时也是哲学唯物论,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和表述;二是认为“两变”只是讲认识论,属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不包括关于世界本原问题;三是认为“两变”的命题是不科学的,既不是认识论,更不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概括,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唯物论。”这些看法对我很有启发,促进我思考,经过一再探索,我还是坚持和赞成第一种意见①,尤其是赞成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和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是既表现了物质和精神的第一性第二性的关系,又表现了物质与精神的同一性。“两变”确实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表述,把它说成是“典型的二元论”,“必然要导致唯心主义”,这是很错误的。全面地准确地领会“两变”的观点,很有现实意义。下面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进一步向同志们请教、商榷。     

谈谈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理解

近来,广东哲学学会就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毛主席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有些同志对张江明同志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一书的主要观点提出了非议:认为“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并不包含关于世界本原的意思”,不应从“本体论”方面来理解。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唯物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统一的论点“是缺乏充足理由的”。我认为上述论点不符合毛主席的原意,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此我不敢苟同。现提出我的不成熟的意见,谨向同志们请教。     

如何理解和运用列宁的物质概念?——与袁宏毅同志商榷

袁宏毅同志在《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如何理解列宁的物质定义和如何表述物质概念的问题,读后很受启发。我也本着探讨的精神,对该文提出一些商榷意见,请袁宏毅同志及其他同志教正。 一、如何理解列宁的物质概念? 《探讨》一文说,“列宁的物质定义是属于认识论范畴的,而且是作为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所以这一定义的任务不是回答世界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并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上述观点。现在按照该文行文的顺序,考察一下该文的观点是否符合列宁的本意。 第一,从列宁物质定义的产生过程看,列宁的,物质概念是“哲学范畴”。     

再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简称“两变”),仅仅属于认识论,还是同时也属于唯物论?只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的科学概括,还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科学概括?这是我省较长期以来争鸣和讨论的焦点。为了继续深入争鸣,我想就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与“两变”的关系,以及“两变”是否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等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就教于诸同志。一、怎样从“哲学就是认识论”和哲学基本问题也是认识论基本问题来理解“两变”兼有认识论和唯物论的意义有的同志划定一条界线:只能从认识论方面来理解“两变”,如果超越于这个范围,看作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的概括,这就违背毛泽东同志的原意,造成混乱和荒谬。我们要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同志提出“两变”的原意,既要着重从“两变”哲学思想本身,从《人     

应如何理解“变”——与张启华同志商榷

《江淮论坛》去年第五期上发表了张启华同志的《“物质精神互交论”质疑》的文章,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命题是持否定观点的。其否定的理由的得出与他分析这一命题中“变”这一概念有直接关系。对于文中一些观点和有的论证方法,我们有不同的意见。而如何理解“变”这一概念则是一个重要的分歧点。 我们认为,这里“变”的概念就是“转化”的意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但是它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     

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与张季平同志商榷

<正> 《文史哲》今年第一期发表了张季平同志的文章《怎样理解精神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对该刊去年第四期上刘光裕同志《只有一个决定作用》一文提出了异议。现在我想就此问题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与张季平同志商榷。关于“一个决定作用”,还是“两个决定作用”,这是我国哲学界较长时期以来激烈争论的问题。表面看大家对物质第一性是没有疑义的,分歧似乎在于如何正确看待精神的作用。可是,精神总是与物质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孤立地研究精神的作用,必须考察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我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解决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关系时,主要的观点应当是:(1)物质是精神的根源,物质发展到高级阶段,出现了     

正确地提出和探讨物质问题

在联系实际领会列宁的物质定义时,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这张桌子是不是物质?”“时空是不是物质?”“信息是不是物质?”“社会存在是不是物质?”“张三的思维对于李四来讲是不是物质?”等等。这些问题显然是无法作出简单的回答的。如果回答“是”,那就势必要把具体的物质实体、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属性同物质本身混同起来,好比把张三的眼、手、足同张三本人混同起来一样,这是荒谬的;如果回答“不是”,     

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蔡馥生同志商榷

如何联系实际,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到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关系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为此,我想就理论和实践的一些问题,对蔡馥生同志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符合什么样的实际?蔡文说:“就我国经济实际情况来看,说它是商品经济吗?但农村生产的粮食四分之三是农民自己消费掉的,国防工业企业的军用物资,说它是商品也说不通,同谁交换,交换什么,这一矛盾三十多年来经济学界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统一意见。”这里提出一个尖锐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和社会主义实际矛盾吗?什么是社会主义     

正确地理解和评价“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哲学命题

哲学界就如何理解和评价“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哲学命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意义的。早在一九七四年,张江明同志就提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精辟概括和生动表述”,“既包括对世界总的看法的本体论,又包括正确反映物质世界的认识论”的看法,作为编写广东省高等院校哲学教材的指导思想。对此,我曾提出不同的意见。近一年多来,在讨论中又阅读了张江明同志写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应全面地理解“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命题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以下简称“两变”)的命题,深刻地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一方面,它概括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最一般的特点,具有世界观的意义;另方面,它简明地揭示了认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再谈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与喻瑞祥陈希原两同志商榷

关于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国内报章杂志上虽曾讨论过,但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本年初,重读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触动我再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学习,在“学术月刊”第四期中提出了我个人的一些看法和意见,以求“抛砖引玉”。“学术月刊”转来了喻瑞祥同志对“关于人民币的性质和职能问题”一文的几点意见及陈希原     

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白永秀同志商榷

《学术论坛》1990年第6期发表了白永秀同志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异同分析”一文(以下简称“白文”)。对于该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我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来,就教于白永秀同志和理论界同行。     

再谈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褚静宇、王之璋同志商榷

<正> 笔者曾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上发表《也谈认识的源泉》一文,认定“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这一命题实质上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而只有“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源泉观。不久前,褚静宇、王之璋同志撰文(见上海《社     

要充分认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在唯物论中的意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哲学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总结了哲学斗争和三大革命实践的经验,提出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科学理论,它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大意义,这是大家一致承认,没有什么不同看法的。但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否也是唯物论的重大问题,是否也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有不同的意见,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     

再谈价值规律的作用——兼与大凡同志商榷

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价值规律对生产究竟起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的作用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仍有一定限度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不是盲目的自发的,更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仅仅是在国家计划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国家计划起一种补充作用和辅助作用。过去,我曾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基本上不起调节作用,特别强调在国营企业部门不起任何调节作用。我在“关于人     

如何理解“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和刘锋、张传芳同志商榷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明确地提出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一命题。究竟如何按照列宁主义的本意来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认真探讨和合理解决事物发展的动力问题必须搞清楚的一个关键问题。多少年来,我国哲学界大凡论述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文章,都引述了列宁这一命题作为依据。刘锋、张传芳同志发表的《矛     

关于物质概念的几个问题——与孙显元同志商榷

一九八一年《贵州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刊登了孙显元同志的《论物质和物质形态》一文(以下简称“孙文”)。“孙文”对我去年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见《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试论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最基本的存在方式》一文,以下简称《统一体》)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统一体》一文的中心论点是:物质是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或者说,实体和场的统一体是物质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孙文”对这一论     

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命题的原意——与张江明同志商榷

张江明同志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和探索,认为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不但是一部关于哲学认识论的著作,而且是一部关于哲学唯物论的著作。他断定,毛泽东同志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它既是哲学的认识论,又是阐明世界本原的本体论;如果只是局限于认识论,这是不全面的,并且对它的重要性也认识不足。”(见张著《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一书第二页。以下简称该书为《重大发展》,凡引用该书只注页码)张江明同志还把这种看法提到关于“哲学体系改造”的高度,并把这种观点写进了一九七四年广东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部分》,作为高等院校的哲学教材。今年,这个观点又写进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学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参考材料》(见该书第七六至七七页),而这本书是标明为干部“理论学习参考读物”的。张江明同志尽管谦虚地说明他的这些论点是“作为抛砖引玉”,是为了“共同商榷”,但由于上面所提到的传播这一观点的渠道不同寻常,影响颇为深广,这就很有必要通过自由讨论,以达到对毛泽东同志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一光辉著作的完整的准确的理解,如实地阐明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一命题的原意。     

也谈畜产品加工问题——与李高泉同志商榷

<正> 我省的毛纺织工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现已初具规模。展望未来,它的发展前景如何?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省毛纺织工业的发展,道路是很不平坦的。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筹建青海毛纺织厂时,就遇到了一个在青海高原、“西宁毛”的故乡,要不要建设毛纺织厂,发展毛纺织工业韵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青海的畜产品资源,是就地加工,为国家提供制成品好,还是把资源长途运到京津沪等地加工好的问题。青海毛纺织工业的诞生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