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意义

一“香草美人”与“闺怨思妇”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两个基本主题。然而这两者却有着本质的差异。“香草美人”自屈原之后大都重在写“美人”,大致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女性为追求对象,男子思慕渴求而不得美人一顾。这里的“美人”代表着某种理想或力量,如《离骚》中的求神女、宓妃、简狄、有虞之二姚。这种“求女”并非追求“爱情”,所以不能将其纳入“爱情诗”之中。另一种则是以美人为道德情操的体现者,多用于自比。如《离骚》中的“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啄谓余以善淫”,此为自比于美人。在《离骚》中,不论美人是…     

"郑声淫"与"思无邪"关系辨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国",这与孔子"中庸"的哲学观相一致,而体现了"中庸"哲学观的礼乐治国思想则是孔子实现"理想国"的具体措施."诗""乐"一体,(诗三百>是礼乐文化的一部分.孔子对"郑声淫"的评价,是从礼乐治国角度评价的,是对具体邦风的评价,属于政治评价,是"析言";孔子对<诗三百>"思无邪"的评价,是对<诗经>整体风格的评价,既是审美评价,也是政治评价,是"浑言",这两者的评价不是在同一逻辑层面上进行的.所以,"郑声淫"与"思无邪"之间不存在矛质关系.     

屈原《九歌》的"神灵"之美

《九歌》是《楚辞》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九歌》中,屈原借“神灵”来抒发自己对美的热爱与追求。《九歌》中的“神灵”形象各异,妍媸不同,性情不一,屈原通过对“神灵”的歌唱,使原始宗教中的“神灵”深化为心灵的存在———美的存在。他以“美”的眼光来打量“神灵”,通过对众“神灵”之美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出美的完美和最高体现在于“满内而外扬”,内美与外美的双重融汇。     

鬼谷子"托名"之疑议

在《史记》中,鬼谷子之名附于《苏秦列传》、《张仪列传》中。因其事隐而难考,故自唐以后,有学者或疑《鬼谷子》为伪书;或疑鬼谷子并无其人其事。然据史而论,因事而言,所疑之说,也仅是猜测,很难从文献上取得证实。且种种怀疑说法的因由多与“托名”说有关,而就其“托名”说本身而言,也可谓是“疑”中有“疑”。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研讨会综述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andWorldEconomy)杂志创刊1 0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与世界经济》编辑部于2 0 0 3年1 2月1 2日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与世界经济》杂志是国内惟一用英语发行的经济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

《水浒传》特殊的“集体累积”成书过程,决定了它是“历史成份”极其稀薄的“英雄传奇”小说,其绾结短篇的特点,使众多“英雄好汉”的出身经历和聚义故事成为这一鸿篇巨制的主体内容。这些主要源于宋元民间“说话”的故事,保留了大量社会生活“原生态”的描写,使《水浒传》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社会风俗史”的意义。在漫长的成书过程中,《水浒传》不仅在叙事艺术上经历了反复锤锻,同时也积淀、凝聚了“近古”以来中国社会广大民众普遍的观念意识和情绪心理,形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精神意象。     

"方言"考

现代语言学传入中国后,人们便用“方言”来对译“dialect”。但事实上两者并不完全对应。“方言”这个词语大概可以汉代扬雄所著的《方言》一书,但书中包含了一些非汉语的异质成分。历史上,“方言”“国语”既可以指汉语,也可以指其他语言。文章试图清理有关材料,就中国古今不同的语言、方言称谓作一番梳理。     

人性与兽性的纠结——光源氏与西门庆、贾宝玉比较研究

“皮肤滥淫”、“意淫”是两种相互对立的对于女性和两性关系的态度与方式。皮肤滥淫的本质是动物本能异化,意淫则体现了人文精神。西门庆属典型的“皮肤滥淫”,而贾宝玉则是“意淫”的代表者。《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的身上却同时兼具“皮肤滥淫”与“意淫”两种特征,呈现出了人性与兽性的纠结：贾宝玉的禀赋,西门庆的行为。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光源氏自始至终都处于这一对矛盾带来的痛苦、榜徨与困惑之中。促使源氏最终由西门庆向贾宝玉转化的是《源氏物语》的女主人公——紫姬。源氏对紫姬的感情逐渐地向爱情转化、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曲折,紫姬的死让他幡然醒悟,完成了人性的救赎。     

由《黔之驴》中"好事者"看"好事"的释义

按目前通行的理解,《黔之驴》中的“好事者”是个贬义词,指“喜欢多事的人”,可这样理解与作者的创作意图不符。考察“好事者”中的关键语素“事”的意义演变过程,会发现“事”的意义受“物”一词的同化,渐具“物”义,随着词义范围的扩大,既可指物又可指事的“事”渐有指代性,相当于指示代词“是”,此“好事”即“好是”,指喜欢某种特定对象,《辞源》、《汉语大词典》对“好事”一词的解释都有失偏颇,引证有误。据此,《黔之驴》中“好事者”即“好是者”,意思是“喜欢驴这种动物的人”。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新疆图志》史学价值论析

《新疆图志》是清代新疆最后一部官修通志 ,它全面总结和吸收了前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成果 ,是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的总结性成果和终结的标志 ,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书编纂体例谨严 ,内容丰富 ,包罗万象 ,全面反映了清代新疆地区政治、经济和自然地理情况 ,同时在国家意识、边疆意识、民族观等方面亦具有进步的思想倾向。《新疆图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 ,应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清代词学与选词学

＂选本学＂是中国古代＂书写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特有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选本批评的一种,所谓＂选词＂,是指根据一定的需要和意图,有意识地选取词家、词作汇集成书。清代选词学的成就较为突出,对清词流派的形成、清代词学的建构具有重要的价值。探讨清代选词学应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清代选词学的选源和选则;二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史建构的关系;三是清代选词学与清代词学理论建构的关系。总之,通过对清代选词学的系统研究,可以深入地认识清代词学的建构及中国古代选学批评。同时,20世纪以来人们接受的＂词史＂,最初在相当程度上是清代的＂选词学＂提供的。因此,以清代＂选词学＂研究为基础和起点,进而回溯唐五代至清以前的选词学,不失为一条扎实的学术路径,有利于梳理古代＂选词学＂从早期的音乐文学立场逐渐向文本文学立场的转移,有助于更切实地阐释音乐文学向文本文学蜕变的历史走向,也有助于对古代＂文学史＂的建构方式予以更深入的理解。     

传统社会晚期以丧妻不娶为特征的义夫旌表

最迟到元代末年,义夫旌表已经开始用于指代丧妻不娶的男性。今可考证的此类义夫旌表事例始见于明初。明代义夫旌表制度尚不完善,旌表具有随机性。清代道光《礼部则例》首次明确义夫旌格,但明清民间对义夫的理解一直很宽泛。清代义夫旌表比明代更趋于严格和成熟,而旌表对象则以士绅为主。     

论万历《顺天府志》的体例纂修特点与文献价值

万历《顺天府志》是北京历史上第一部保存完整的府志,也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明代官修北京志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作者从分析其体例结构和纂修特点入手,将它与清人纂修的康熙、光绪《顺天府志》和乾隆《日下旧闻考》作了基本比较,指出志书究竟是篇幅宏大好还是简明扼要好,何为质量上乘的精品佳志,不能一概而论,要作系统研究和具体分析,认为从版本学、方志学、文献学和历史研究而言,万历《顺天府志》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论《昇平宝筏》对小说《西游记》的改编

清代宫廷大戏《昇平宝筏》受到小说《西游记》的极大影响,全面继承了《西游记》的整体框架和情节设计,但另一方面《昇平宝筏》对小说局部情节内容、结构层次、人物性格、思想主旨等也进行了改编.其改编策略的形成源于以下四点:戏曲创作实践目的的制约;小说与戏曲叙事上的差异;特殊创作、表演环境的要求;皇帝意志的决定.通过改编,《昇平宝筏》的思想意义更为单纯,表演更加集中,最终成为清代西游戏题材作品中的扛鼎之作.     

黄宗羲公观念论析

明清鼎革之际,社会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也异常活跃,公观念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针对灭私立公的传统公私观,黄宗羲提出“自私即公”,并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公天下。为了保证社会的公正,必须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种公观念带有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清代,天花肆虐不仅严重危害人的生命,而且给王朝行政带来很大干扰。为避免和减少天花对行政的不利影响,清朝统治者作了种种努力,并制订相应措施,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仅是人的社会性活动,其形成与结果,还往往受到自然因素包括灾疫的影响,而人的能动行为,也在改变这种影响,治史者对此应予以注意。     

试说《儒林外史》为“儒林”、“写实”小说——兼及鲁迅“讽刺之书”说的思考

《儒林外史》在题材上是一部写明代以及清代的“儒林小说”,它源于史家“实录”精神的高度“写实”的文学成就,虽使其有“足称讽刺之书”之誉,但“讽刺”仅其“写实”效果的一面,又系读者“受性”自得,而非作者有意为之.《儒林外史》的总体艺术风格是“写实”,而非“讽刺”.《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优秀、最纯粹的“儒林”题材“写实”风格的长篇小说.     

雷学淇及其《竹书纪年》研究

雷学淇作为清代嘉道时期的学者,由于其宦迹不显,著述流传不广,学术成就一直淹没不闻。但他在清代学术研究史上第一次辑录、校订古本《竹书纪年》,并极力为其正名,肯定其史料价值足以弥补《史记》等书关于三代古史记载的缺陷。雷学淇治学态度严谨,且颇具怀疑精神,是清代嘉道时期一位值得重视、其学术研究成果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重要学者。     

论清末民初社会言情小说的启蒙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言情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将言情与社会结合起来,以社会为经,言情为纬,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目,特别是作为时代精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时代的镜子面前都客观的体现出了不同的思想和态度:堕落、异化、苦闷、彷徨、追求。在这过渡时代的背后,走出了具有朦胧启蒙思想的觉醒者,开始了近代小说向现代小说的过渡。尽管还体现着幼稚和不成熟,但启蒙成为这一时代的主题。这段时期的历史,主要是通过新的小说形式——社会言情小说来表达的。因此,我们要全面了解这个时代就不能疏忽这一时期的小说,而社会言情小说,以它思想的深刻性,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