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政治中的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

法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体沿革体现了权威主义与反权威主义政治间的冲突,此种冲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间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中央集权的崇拜、对权威的渴求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在法国的政体沿革中,权威主义政治在较多时候居于主导地位。     

论权威与“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在我国经济改革进入困难阶段,一些改革措施失灵,社会和经济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种政治主张。新权威主义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只能在政治集权的条件下实现。因此,当前在政治领域中的改革不是推行政治民主化,而是实行必要的政治集权和政治垄断。通过集权政治来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改革必由之路。用一句话来概括,“新权威主义”就是这个主义的倡导者们所说的实行“开明专制”,实质上就是新专制主义。     

俄罗斯新权威主义探析

权威主义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但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它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上了权威主义的道路,并在叶利钦时期形成了权威主义的政治结构.新权威主义是普京担任俄罗斯总统后的政治体制特征,也是叶利钦时代政治形态的延续及发展.     

从东亚权威主义政权到邓小平的中央权威论

权威主义政权的作用是东亚崛起的重要因素 ,这给继东亚崛起之后开始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予重要启迪。在强调发挥权威主义政权作用的必要性、内容和如何树立中央权威等方面 ,邓小平对东亚的做法有借鉴也有超越。     

简评“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尘嚣日上时出现的一种有影响的理论。针对某些人所鼓吹的新权威主义观点,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指明其实质是:确立“政治精英”的权威,以政治上的集权制推进市扬经济,进而实现多元的“民主政治”,这一理论背离了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在中国照搬西方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战略性工业化:一个新李斯特主义工业化理论

以战略性贸易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贸易理论承袭了李斯特学说的核心思想,比传统主流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但是该理论缺乏一个相应的工业化理论。实际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必须以一国内部的战略性产业发展作为基础,而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有别于一般性产业发展,需要国家积极介入,将资源投入缺乏比较优势的部门。而国家推动战略性产业发展往往出于政治—军事目的,故战略工业的演化也不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近代东亚装备工业的早期发展史证实存在着一种受国家意志支配的战略性工业化,而这种特殊的工业化类型是当前中国所必需的。国安会应高度重视产业安全,并积极推进战略性工业化。     

从传统权威到法理权威的转变——韦伯的论官僚制中的技术

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他对于现代性的剖析至今无人能及.对官僚制的论述是韦伯著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韦伯的现解社会学的内涵.在韦伯关于官僚制的著作中,韦伯曾多次提到了"技术"一词.可以说技术透到官僚制的各个环节,随了官僚制的产生,发展,以及运作.解析韦伯的技术观,探讨技术与官僚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分析技术的本质及根源.     

二战后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评析

二战后初期,东亚国家仍具有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仿效西方建立的自由民主体制缺乏政治基础和公众认同,而且难以处理复杂的社会安全形势。这些因素导致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失败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建立。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保持了一定的政治稳定但也导致了惊人的腐败;由于民主的历史,仍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一部分民主形式。我们在承认权威主义的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不应美化权威主义。     

韩国工业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以美国外援的视角解读韩国工业化进程

对于韩国经济崛起以及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学者多侧重研究韩国的政治机制、经济体制、文化背景等内容,从而解释“汉江奇迹”出现的原因及实质。这些解释从不同的侧面对韩国的发展进行了纵向或横向的剖析,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实际上,韩国在开展工业化之初,美国的军事及经济援助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因素曾一度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促使韩国经济走向腾飞。纵观韩国工业化进程,外援因素的影响是暂时的,韩国工业化的成功更多是依靠韩国人自身的努力,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试论西欧资本主义工业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

西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祥地.18世纪末,“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政治现代化从此蓬勃开展.英、法、德三国在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各具特色.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索两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得出一般性的结论,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代化经济和“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不无裨益.     

严复对袁世凯新权威主义统治的矛盾态度与困惑

严复的新权威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的中央集权强权统治,在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但是,当他用这种思想来理解和观察具有明显新权威主义特征的袁世凯过渡性强权统治时,却表现出一种犹豫不决、忸怩暧昧、前后矛盾、迷茫彷徨的态度。这充分说明在清末民初复杂而诡秘的政治形势下,严复始终没有找到恰当的新权威主义权威象征符号和理想的政治强人,但给新权威主义的后继者提供了重要启示。     

媒体专业主义的困境与社会秩序的维护——“凯利事件”背后的媒体权威与法律权威

“凯利事件”所引发的英国政府与公共服务广播BBC的对峙 ,导致BBC作为一个机构和一种理念都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危机。BBC所引以为豪、并且被大众普遍接受的“中立、客观、独立”的原则在层层盘问、质询之下显示出其脆弱、矛盾的理念基础。本文将借“凯利事件”逐个分析“中立、客观、独立”这些通常不被置疑的媒体专业主义元叙事背后的历史、话语、权力的构建因素 ,解构其普遍主义的神话。本文认为 ,媒体专业主义所规定的原则只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主导社会机构之间形成的意识形态合意 ,在极端事件的参照中便显示出其本体论合法性的危机。法律的介入使得危机得以暂时平复 ,并且恢复了现存秩序。但它并没有 ,实际上也无法解决现存秩序所依据的合法性理念已经失去普遍性共识这一深层次的危机 ,只是借法律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更加广泛的社会认同将其搁置起来     

论新加坡的“选举民本权威主义”政治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垄断政权,塑造了“选举民本权威主义”的合法性结构,这种合法性结构具有三重权威性：制度上的选举权威主义、理念上的民本权威主义和工具上的政绩权威主义,三者相互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起黏合作用的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理念的具有东方色彩的民本权威主义,即民本权威主义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与法家的政治思想,是“好政府”和“法治”混合的产物.     

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特征和类型

权威主义政体是最有争议的概念之一,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与批判已有理论,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从政治权力角度分析权威主义政体的特征,从权威人物或统治集团控制社会的方式分析权威主义政体的类型,可以进一步深化对权威主义政体概念的理解。     

生态政治:权威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生态政治在其发展过程中长期被指责带有权威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来自于两条路径:一条是环境运动早期消极思想所致的权威主义表现;另一条是近些年来对绿色结果与民主程序之间关系的质疑。指责生态政治具有权威主义倾向的第一来源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这种权威主义表现和观念在生态政治中的影响极为有限。后一条质疑是问题的关键。借助于对民主权利的讨论,辨识出民主需要绿色结果;通过对自治原则的讨论,辨析出绿色结果需要民主,从而在生态政治与民主之间建立起一种可辨性的稳固联系,明确二者的相融性,将生态政治从权威主义阴影的笼罩中解放出来。     

官僚制与伦理道德

官僚制组织理论只注重了工具理性的原则,而忽视了其中应该包含的价值因素,成了现代社会所有政府失灵问题的根源.文章分析了伦理价值在官僚制组织中的作用,探讨了我国如何加强官僚制中的伦理价值问题.     

新加坡大学生集体主义和权威主义取向之分析

作者在台刊《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第９卷第１期上发表文章,探讨新加坡大学生集体主义取向和权威主义取向的程度,并分别探讨其传统孝道观念和前述两项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模式,如愈接受孝道观念者是否愈具有权威主义或集体主义取向。总共有１４１位新加坡大学生接受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发现：（１）新加坡大学生与其他华人地区（如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的大学生一样,集体主义取向高于个人主义取向,但和其他华人地区大学生比较,新加坡大学生的集体主义取向最低;（２）与其他华人地区大学生比较,新加坡大…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