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民法典亲属法编两议

亲属法的私法属性是亲属法归位民法的理论依据。民法典应设置独立的亲属法编,而不应只是将原有的婚姻法、收养法不作改动地编入其中,民法总则是法典“体系化的工具”,统领亲属法及其他各编。     

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草案透视

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草案作为当今民法学研究很好的＂反面教材＂是不应被我们忽略的。此次草案在体系和结构上仍承继了德国法传统。新中国民法典第二次起草也有其富含时代特色的立法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     

论俄罗斯民法典的编纂及其历史继承性

俄罗斯民法学产生于18世纪后半叶,可谓历史久远,基础深厚.在俄罗斯历史上共制定并通过三部真正的民法典,即1922年和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以及1994-2006年分四部分分别颁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三部民法典都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因而每部法典都以否定前一时期的民法学原则为宗旨,但是,这三部法典又都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每部法典的结构体系和制度规则又均以前一部法典或法典草案为基础,体现了法典编纂的历史继承性.     

寻找现代《民法典》: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立法进程

改革前中国与俄罗斯具有相类似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体系.20世纪80-90年代,两国先后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俄罗斯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着手制定民法典,历经十几年,完成一部适应新时代发展的<民法典>,而中国至今仍未形成民法典.文章着重分析了中俄两国在寻找现代<民法典>的进程中的不同特点,以及俄罗斯的民法法典化进程对中国的启示.     

《德国民法典》的演进及其量化分析

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已纳入议事日程。在民法典的编撰过程中,借鉴作为世界优秀法制成果的德国民法典的立法经验尤为必要。德国民法典在立法预研的严肃性、继承法律文化传统、吸收借鉴外国法优秀成果、协调单行立法与法典立法的关系和抽象度以及构建市民社会民法文化等方面的突出特点,应成为中国民法法典化的重要理论参照物。     

信托财产权的性质及其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信托财产权是信托法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我国民事权利体系中的一名新成员,它无法也不应该以传统大陆法系民法中的任何概念来解释。就本质而言,信托财产权不是物权,不是债权,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同样也不是物权和债权的变形或组合,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的民事权利,我国未来的民法典应当对其有所“反映”。由于信托法与民法典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调和的制度冲突,民法典并不必将信托法的全部内容都纳入到民法典之中。     

中国私法法典形式的历史与现实

我国私法体系虽已基本完备,但因其在形式上体系化程度不高,有必要借助法典编纂的方式对民商事领域的法律材料进行系统而科学的整理和完善,实现私法的体系化。从私法的分化和融合的历史变迁看,民商法间的关系在当今很难用"民商合一是立法趋势"这一论断来概括,影响立法更多的是既成的法律传统、立法者采取的立法政策以及统一国法的政治经济需求等因素。基于这些因素的考量,并兼顾民商法的私法共性以及商法的诸多个性,通过制定民法典统率整个私法,并另定商事通则和完善商事单行法对其补充,实为我国当下法律体系和立法政策下的最现实合理的选择。     

《德国民法典》的演进及其分析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施行百年的《德国民法典》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都有所改动 ,修改最多的主要集中在债权部分和家庭法部分。其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是 :国家干预的加强 ,契约自由原则、所有权自由原则受到限制 ,平等的倾向在家庭关系中进一步加强 ,整个法典朝着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发展。这种变化规律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重要启示     

信息社会下的民法典——兼论法典化之时代使命

一如两百年前一样,人们似乎依旧习惯于仰仗国家来统筹整理法律,并借助综合性法典来展现法律。文章将探讨这种信赖在法典编纂中的合理性。文章着力论证,在信息化时代,法典编纂的法律信息供给功能可以借由比依赖国家创设法律体系更好的方式予以实现。信息化社会使得法律渊源具有多元性,并赋予了市民选择法律来经营生活的可能性。从传统来说,大陆法系以及普通法系国家在编纂法典以实现法律信息的系统化供给方面的经验表明,这些法典化活动能够满足当时的法律信息管理需要,但是传统的法律编纂方式却难以应对信息化社会的挑战。这促使法律需要以不同的姿态面向大众——在国家编纂法典或法律科学的形式之外,借助多元的可供受众选择的法律信息管理模式。     

“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对策问题”选题（选登之六）——选题31：21世纪中国民法典的制定研究

当代社会，科学与技术迅猛发展，人与人的交往非常广泛。但即便如此，人的社会关系也无非是两种基本关系：上下级之间的管理服从关系和平等主体之问的自愿协商关系。法律是社会的调整器，对于社会的管理服从关系，法律予以调整的规范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的公法，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和各种     

理性和自由之解读——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的论述谈起

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理性与自由堪称最深刻也最富争议的概念。在米尔斯看来理性与自由更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心智品质。社会科学作为人类事务中理性的首要载体，为人们指引通往自由与理性之路是社会科学的任务，阐释自由和理性的理想乃是社会科学家的一项学术职责。     

以意义为基础的功能标准——汉语词类划分标准新探

由于汉语缺少形态,词类和句法成分也没有整齐的对应关系,所以形态标准和句法成分标准不适合汉语词类划分。"词汇/语法范畴"和"形态、意义、功能三结合"等多标准不合乎逻辑。意义标准适合各类词的典型成员,但不适合其非典型成员,无法贯彻到底。功能标准明确管用,只是无从入手,一开始就陷入了循环论证。以意义为基础的功能标准,首先按意义确定某一或某些词类的典型成员,继之以功能标准确定其他成员,避免了循环论证,是汉语词类划分的可行性标准。     

论中国合同保全制度的逻辑缺陷与完善修改——以《民法典分编(草案)》(二审稿)第331条为引

债的保全制度在各国债法中占重要地位,我国合同的保全制度有其特殊性,与传统制度存在较大差异。在此次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立法者给予保全制度以合同编中独立章节的地位,似是有意将我国现行制度回归传统的责任财产保全制度,但《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31条创造性地规定了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同时行使制度,结合相关法条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立法者对于现行保全制度仍然持全盘保留的态度。我国现行保全制度在其客体、范围以及效力等问题上仍然为学界所争论,在《民法典合同编》的立法过程中继续沿用现有制度的做法难免受到质疑。且就民法典的编纂来说,制度构建之自身逻辑与法典体系的构成是重中之重,立法者应当再做深入思考,建立以责任财产为核心的合同保全制度。     

论科学价值评价的真善美标准

要正确评价科学的价值,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而应采用多项指标对其进行全面、综合性的评价。真、善、美内在地蕴含于科学价值之中,科学的本质在于探求客观规律和追求真理,科学的目的在于为善和造福人类,科学理论本身也不断揭示和展现着自然界所隐含的各种美。对科学价值进行合理评价的基本标准是:内容之真标准、形式之美标准、功用之善标准。这三者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在科学发展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具体理论,会突出这一整体标准中的不同方面。     

南京临时政府夭折原因新探——从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成份谈起

本文从剖析中国资产阶级队伍的结构入手,认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成份是商业资本家。在敌我双方殊死搏斗的紧要关头,这个阶层却醉心于自己眼前的短浅利益,不愿承受革命的暂时痛楚,最后竟背弃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革命政权,容忍和拥戴袁世凯篡权窃国。失去本阶级主体成分的有力支持,是导致南京临时政府夭折的根本原因。     

《论语》正读的思考——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谈起

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是一个含义广泛的思想概念。从一定角度讲,历史上,一切的成就和进步,无不根源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也无不归结于崇尚科学、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就是提倡一种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精神;破除迷信,就是反对一种盲目信从、僵化固守的思想。这一个崇尚、一个破除,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发展还是对于个人才干的发挥都至关重要。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充满生机,奋勇前进;个人才能充满朝气,奋发进取。崇尚科学、破除迷信,首先要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而且要看到这种发展变化永无止境,永不止息。这是万事万物的本质所在。因此…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及规范路径

强制性标准对合同效力的影响,人民法院一般依循违反强制性标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的路径展开司法续造。强制性标准不具备法律属性,并且从技术、效果上讲,强制性标准不得也不能被拟制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并不能作为判断强制性标准—合同效力关系的媒介。应当将强制性标准归为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其规范合同效力的应然路径应当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社会公共利益。当违反强制性标准且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合同无效。《民法总则》施行后强制性标准与合同效力的关系,应当通过《民法总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效力之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条款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