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

<正>完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良法与善治相结合。善治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实现善治的保障。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制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反映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良法,坚持依法治国、依规办事,打破潜规则,营造新风尚。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必要举措     

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现实检视和创新路径

随着公共决策专业化、正规化的逐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已成为影响决策工作成效的突出因素.在参与民主日渐盛行的今天,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是实现决策民主化必须跨越的一道门槛.加强公共决策的公众参与,构建新的决策模式,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 我国传统的公共决策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体现的是政府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需要和经验,由于是"关门决策"又缺乏相应有效的监督,因此具有浓厚的行政部门利益色彩.这种部门利益具体表现为:决策的启动程序完全由政府决定,决策的进程完全由政府掌控,决策基本上只体现政府的意志,决策的目的主要是满足政府管理人民群众的需要,决策在管理措施选择上体现出对政府管理的方便,决策一般都不为相对人或很少为相对人提供救济渠道或仅提供行政救济渠道,决策的过程排斥公众参与,决策的草案大多由政府部门负责起草,等等.这些弊端无一不体现出公共决策中公民有效参与的不足.     

政府部门应对网络流言的善治举措

<正>善治是现代公共管理中的核心概念,首见于西方政府改革的治理理念,后逐步引入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善治是现代治理中的最高级状态,其实质就是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与公众积极互动。这一理念与互联网交互性强、传受双方角色易转换等特点不谋而合,因而将善治理论置于互联网环境,可以有效扩大政府与民众的沟通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不安定因素较多,因此,如何利用     

善治理念下地方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探析

善治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公共权力的让渡,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治理过程。其实质内在决定了以公众、公民社会组织及社会舆论为主体的社会问责方式对政府行为的监督问责。以善治理念为指导,从社会问责机制的要素出发,探讨我国政府的社会问责机制。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官员有效问责,推动地方政府实现善治。     

基于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

基于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是政府公共部门为促进经济发展、为人民服务所体现的管理手段与方法,其理念是要求能够促进政府公共部门职能转变,加快发展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工作。政府部门的绩效评估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管理机制的一项重要举措。公众参与对评估政府部门绩效、提升行政行为的效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基于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可以充分适用在各级政府部门绩效评估工作中。     

公众参与立法程序和方式的思考

随着我国立法向专业化方向的发展，如何加强立法的公众参与已经成为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关系法律是否反映人民意志的大问题。《立法法》规定了民主立法原则和科学合理原则，提倡“开门立法”，并成为各级立法机关的实践依据。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权重结构: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问题

正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基本路径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参与来监督政府,让其对公众负责,这种互动是政府以服务获取公众信任的交换正义。由此,政府绩效的公众评估是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构建的必然要求。权重结构是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核心问题。然而,要回应这个核心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将公众     

论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的构建

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是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关键环节。明确公众参与在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寻求扩大公众参与的有效路径,构建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公众参与型政府决策模式。     

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风险及调控

在现代政治活动中,通过代议制民主制度参与公共活动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参与意识日益增长的需要。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模式被打破,公众参与不再被囿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展到行政领域,表现为公众对公共行政尤其是公共决策活动的直接参与。公众通过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利益诉求,于公众而言,可以培养公众的道德品格,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归属感;于政府而言,可以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促进公共决策的执行,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对公共需求回应的灵敏     

内修外治:提升公务员的公共服务质量

创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谈论到服务,必然会关心服务质量的问题;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必然要涉及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问题。政府公共服务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服务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是政府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服务的对象是广大公众,因此,政府公共服务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其服务群体之大、责任之重、影响面之广等特点决定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质量必须优质。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是公众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或认可度,即公众对实际获得公…     

基于TOE-D模型的数字善治：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

基于对TOE分析框架的改进建构TOE-D模型,分析数据解构、技术驱动、组织变革和环境优化对推动实现中国特色数字善治的作用机理。数字善治的中国本土化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方式,具有技术性、组织性、环境性和数据性。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数据逻辑在于从政府—市场二元维度配置数据资源,解决数据垄断问题;T-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技术逻辑在于推动政府管理技术变革,催生数字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全过程,推进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全新合作;O-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组织逻辑在于驱动组织结构从科层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实现对内数据共享和对外数据开放;E-D模型赋能数字善治本土化的环境逻辑在于转变法律向度,向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建共享的双重空间法治转型,同时优化制度环境,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     

公众社区参与意愿对危化品危害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影响

面对危化品危害,政府及相关单位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既要保证公众知情,又要避免信息过度传播的难题,"信任"是导致这种沟通困境的重要因素。为解决危害信息有效沟通问题,从重构公众与政府之间信任关系的角度入手,以公众利益相关者感知衡量信任,探究公众社区参与意愿对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影响关系,并将社区参与分为代表单向沟通的仪式性参与和代表双向沟通的实质性参与。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社区参与意愿有利于提升公众危化品危害利益相关者感知,特别是仪式性参与意愿的直接作用效果更为显著;实质性参与意愿和危害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关系中,预决策过程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危化品危害知识在社区参与意愿和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影响关系中起到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特别是在预决策过程与利益相关者感知的影响路径中。研究结论为构建公众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进而为缓解危化品危害信息沟通难题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价值。     

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机理——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与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

锦标赛式的公共投入扩张、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未能明显改善公共服务。本文试图打破从政府内部究"原因"、由供给模式找"突破"的思维定势,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影响,重点考察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和公众参与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公共服务供给对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部分通过政府形象的中介作用产生;相比低程度公众参与,较高程度的公众参与下,公共服务供给对政府形象和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增强,而政府形象对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正向影响减弱。结果表明:公共服务供给特征是公共服务感知绩效的主导因素,良好的政府形象、深入的公众参与能促使公共服务供给更大程度上提升公共服务感知绩效。因此,在加大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应注重改善政府形象、深化公众参与。     

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导向、体系与原则

推进政府绩效管理法制化建设,要以结果和公众满意为导向,体现政府绩效管理的价值理性,提升政府公信力;在内容上构建绩效管理目标体系、组织制度体系、技术规则体系和制度运行机制,形成彼此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法制规范体系;坚持社会公众参与理念,遵循合法性、渐进性、现实性和公开便民原则,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绩效管理价值内涵。     

寡头不是方向,民粹决非出路

改革之难,难在既得利益已经成形,仅靠开明官员来推动,举步维艰。在维稳压力与民众诉求之间,不少地方展开了一系列探索,并取得了成绩,但有一些改革由于缺少"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要么行之不远,要么扭曲变形。不能说人民尚在蒙昧之中。这些年,民众对权利的追求往往惊心动魄。政府应当顺应大势,创造更好的条件让民众学习自我治理、遵循法治途径、深度参与国家权力运转。     

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现实路径——以“杭州综合考评”为样本

推进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强调了"公众的有序参与",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已成为必然趋势。作为"三位一体"的杭州,综合考评注重公众诉求表达,发展覆盖社会各阶层的大样本的参评代表,建立多渠道、宽领域的公众参与机制,注重公众诉求回应机制的建设,是中国特色政府绩效管理的现实路径的典型代表。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国政府绩效管理应始终坚持"顾客导向",进一步打造贴近民生的服务型政府,健立健全公民参与政府绩效管理的渠道,出台公众制度化参与的法律法规。     

善治政府基本内涵研究

作为人类在21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善治理念已经逐渐为各国政府所接受,建设善治政府开始被视为最理想的政治目标,这是经济发展和公民社会力量壮大的必然结果.但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究竟是什么,迄今学界尚无通说.民众更多的是从自身观感出发,直接就政府的“好和坏”做出评判,对善治政府则是不甚了了.作为西方舶来品的善治理论,在俞可平的诠释和发挥下,已然置身于中国语境多时,依托俞式的善治理论,对善治政府的基本内涵做中国本土化的阐发也就变得尤为必要.     

议程设置在政府公信度提升中的舆论导向作用

<正>政府公信度是一国公众通过感知政府行为而对政府产生的信任程度。按照议程设置理论所说,公众对政府的感知来源于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在头脑中的反映。通过实施议程设置,政府可以影响公众的态度,进而提升公信度。对于我国政府而言,必须主动参与媒介议程设置、选择合适的议题、及时回应公众议程等,才能有效发挥媒介议程设置在政府公信度提升中的舆论导向     

考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的公共健康两方博弈演化模型研究

公众参与环境行为是深化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化石能源消费排放引发的公共健康水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将“公众参与”作为博弈模型的主要策略参数,“政府”与企业设为公共健康影响主要主体。运用演化博弈构建了公共健康影响主体交互机制博弈模型,基于复制动态方程原理与问卷调查数值仿真方法,详尽分析了公共健康主体各相关要素交互演化路径的变化快慢。研究结果表明：模型有{监管,不转型},{监管,转型}两个演化稳定策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程度以及公众自身健康关心度对企业能源转型和政府监管演化路径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与“政府”和企业自身特征相关;公共健康损失赔偿大小是政府监管与企业实行能源转型的重要因素;政府监管知识掌握程度、能源政策执行力、企业能源转型成本大小及额外收益极大影响公共健康主体演化路径;学习型“政府”的监管更能有效加快企业能源转型。同时发现,只有各主体参数共同改变,其中公众参与环境行为群体达90%以上时,公共健康损失才会显著下降;单一主体不能有效作用于公共健康水平;目前,{政府不监管,实行能源转型}这一最理想演化博弈策略在我国国情下还未出现。本文为激发公众参与环境行为、助推企业能源转型与提升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的视角。     

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的运用策略——以广州市荔湾区旧城改造决策为例

在重大行政决策中,政府不仅需要确保决策信息的公开透明,而且需要使公众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参与决策制定中。推进政务公开与公众参与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和运用,促进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执行力。通过建立主动及时、全面权威、方式多样的政务公开机制,科学设计公民参与的参与主体、参与目的和参与方式,同时将政务公开贯穿到公众参与的事前协商、事中决策、事后反馈的全过程,从而实现公共决策中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