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格勒与汤因比文化形态学说异同论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说同异相杂。相同点:主张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各种文化是平行的、等价的;把文化看作一个有机体;宗教史观;提倡和运用比较方法;受非理性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发扬文化史和文化学的传统。不同点:对文明或文化的内涵及文化之间的关系认识不同;关于文明的兴衰的原因及模式的认识不同;悲观主义与悲观之中的乐观的区别;对于人在历史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同;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同。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学之比较

汤因比从斯宾格勒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在历史研究单位和世界历史体系、历史研究的方法、欧洲中心论等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但是汤因比也进行了发展,例如文明的起源及其原因、西方文明的前途、文明间的关系等问题上,汤因比论述较斯宾格勒要全面和系统。     

斯宾格勒的贡献与失误——重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哲学思维透视历史,提出了"文化形态史学",否定了西方以西欧为中心的所谓理性主义历史观。然而,以时间导向性和周期性来分析历史现象,则又不自觉地使其认识论沦入唯心主义的"先定论",从而使其对西方文化的命运作出了悲观、宿命的预言。     

斯宾格勒与汤因比之比较研究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均为现代西方思想巨匠，前者曾以振聋发聩的《西方的没落》轰动欧美社会，后者则因洋洋大观的《历史研究》饮誉西方学界。两者虽同为现代西方“文化形态史观”之代表人物，但其思想观点却同中有异，有时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     

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思辨历史哲学的终结

本文重在阐述20世纪上半叶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历史哲学思想,并试图从他们的思想发展中梳理思辨历史哲学的系统化与终结的线索,反思分析历史哲学产生的必然以及思辨历史哲学产生与存在的历史原因.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文化史观之比较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是现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立足全人类,以文化为主题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走向,从而形成别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文化史观。他们在文化主体、文化走向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各自深刻的内涵开拓了历史哲学新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梁漱溟文化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深入比较,以期寻找他们在此问题的共通性。     

斯宾格勒艺术观探析

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这是学界对斯宾格勒身份的公认。正因此,很少有人把他看做是文艺学家、美学家,也很少有人去系统阐述其历史哲学中所蕴涵的艺术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然而,斯宾格勒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独特的艺术思想,展现了与其历史哲学的总体研究方法与内在精神逻辑相一致的艺术观。对斯宾格勒的艺术观进行深入开掘与合理阐释,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为我们深入探讨当前文艺学、美学等领域的相关问题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技术与西方世界的命运——斯宾格勒技术思想简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斯宾格勒是从文化的角度透视技术的第一位哲学家,是他开辟了文化学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视角;他从技术存在的生物学基础着手的技术本质论证,则是继卡普以来的人类学的技术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斯宾格勒因此被称为是技术哲学领域的历史文化主义的代表和技术的权力意志观的代表.他的技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提出了技术是人类生活的策略和技术是理性活动的技术观;得出了技术是物化的文化和西方文化必然衰亡的悲观主义思想.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基于对西方文化特征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省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回顾,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是针对激进反传统思潮和国粹派的顽固立场的一种理性回应。尽管现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表现出继承有余而超越不足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对于修正＂五四＂时期国粹派的一元化、全盘西化派的虚无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褊狭,有着重要意义。     

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以雷海宗为中心的考察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一批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被定为“右派”,遭受斗争和批判。在整风和“鸣”、“放”期间,围绕着在学术领域里反对教条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等问题,雷海宗发表了不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异的观点。在随后开展的反右派斗争中,雷海宗被定为全国史学界的右派典型,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史学领域的反右派斗争是完全不必要的,它对新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从雷锋精神的本质看弘扬雷锋精神的着力点

雷锋精神的本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雷锋的这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具有先进性、民族性和普世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永远不会过时。弘扬雷锋精神,必须着力推动雷锋精神的时代化和学雷锋活动的常态化。唯有如此,才能使雷锋精神永放光芒。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政治文化的转型,这是历史转折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巨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对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他的民权思想,对于开启民智曾起过良好的作用,启发了年轻一代,客观上有利于他们的思想由臣民意识向国民意识的转变,有利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的转型。时至今日,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所以,重新解读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不仅使我们对他有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更加深刻。     

西口文化：中国文化传统演进中的异化与传承

“西口”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近年来被提升到了“文化”的高度。西口现象何以被称作文化,目前没有学者做出过明确的界定。文章通过对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的比较,确定了西口作为文化现象的各种因素,即西口现象符合作为一种文化所应具备的条件,并给予西口文化以确切的定义。文章作者认为西口文化是以山西右玉杀虎口为核心,军事文化为基础的,明清时期与南方主流文化相对应的、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俗文化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了西口文化的特征,阐述了这一文化现象是在中国文化传统这一宏观背景下的局部异化现象,是对古代中国文化的有益补充。     

"德"字与德文化之渊源

“德”字的构造 ,有着丰富的思想意蕴 ;而“德”字的演变 ,更是紧密联系着中国传统德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     

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历史成因和特征考

川南黔北地区是今天中国白酒的最重要产区。川南黔北名酒区的形成是以这个地区内独特的自然、文化等资源背景为前提的。酒文化作为该地区重要特色文化,具有独特性、稳定性与多样性特征。这些特性的形成与该地区优良产酒自然条件、民间尚酒氛围、稳定宽松酒业政策和酿造科技密不可分。在历史时期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地区酒文化又受到外来文化、政策方面的影响得以强化。反过来,这个名酒地区的形成对川南黔北区域内建筑艺术、文化景观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也成为川南黔北地区传统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宗族文化与社区历史--以湖北土家族地区为例

本文通过对鄂西土家族地区的调查,勾勒出其宗族文化的面貌及与宗族演化有关的社区历史,对造成该地宗族文化现状的原因作了初步的讨论.     

国学热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定位

20世纪末 ,国学热成为人们不能不关注的一个现象。本文分析了国学热产生的四大背景 :汉语学界和儒学圈的形成 ,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认同 ,对现代性的焦虑和排斥 ,对文化挑战中的文化侵略的警惕以及对精神家园和归宿感的向往和追求 ;同时论述了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警惕的原因 ,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化必须吐故纳新、中西融通的观点。     

中原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以河南龙山文化重要因素为核心、为主体,同时吸收一些其它考古学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作为夏王朝物化载体的二里头文化,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国家出现时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文化。青铜时代的夏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是“华夏文明”与“华夏族文化”的物化载体,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属的社会“共同体”,对当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发挥着“主导”作用,处于“主导”地位。西汉王朝真正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大业,在先秦“华夏族”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汉族”,以汉族为主体又形成了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与早期发展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汉文化,它的时空以汉代的中原地区为中心,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向周边扩大。考古发现证明,自夏商周至汉唐时代,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华夏族”、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中心活动地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所属社会“共同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