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质”与“气质之性”——陈淳对朱子的绍述及其与朱子之异趣

“气质之性”说起于张载、程颐,朱子一方面从“气质”的角度承袭了张、程的“气质之性”说,另一方面又对“气质之性”这一概念的内涵做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正。其论“气质之性”,所着眼的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张、程所说“气质之性”的对立面,即本然之性上,认为“气质之性”不过是本然之性夹杂了一些气质而已。而到了朱门高弟陈淳那里,朱子的这一学说亦被悄然修正,朱子在“气质之性”中占主导性的“理”,在陈淳那里再次被转移到了“气”上。     

“理之尊严”与“理之无能”——论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说

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虽然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但由于朱熹看到了“理”这一精神本体的既“尊严”又“无能”的二重性，因而在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阐述的理气关系学说，无论从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儒学的丰富、发展和更新，也是对人类认识的深化。     

朱熹关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思考——朱子性论精神分析

朱熹关于性的论述相当深广,超越了以往人性论的范畴.其性论的第一个层次内容不但看重人类社会本身,而且强调人性的正向之理:仁义礼智.朱熹性论的第二个层次内容是广义的人物之性:性即理.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第一层次内容虽然是核心,但只有在第二个层次的基础上,才能使天人之理贯通,才能使人类的德性在更深刻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弘扬和发展.     

论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

气质之性的说法起源于张载和二程,朱子对此又有所发展。朱子哲学中的气质之性首先指具于气禀之中的天地之性,即仁义礼智;其次,朱子所说的气质之性还包括了程颐在解释恶之来源时所说的"才"在里面;再次,朱子之气质之性还包含了张载和程颐所说的刚柔缓急之性。在朱子哲学中,这几种性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朱子早年的时候受张、程哲学的影响,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看作是相互独立的,认为气质之性是由天地之性加气质构成;但在后期,朱子认为性只是一个性,即气质之性,而淡化了天地之性的说法。     

气质以言性: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哲学分析

气质之性这一概念并非朱熹首创,但朱熹在他理学思想的语境下对它进行了重新的理解、使用和讨论。通过对朱熹气质之性概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以气质言性,在其理学视域下突出性之本义(生),并使他关于性的诸问题的思考在上贯形上层面的同时也始终着落于现实世界,着落于实处,这彰显出其理学思想的实践品格和迥异于佛老人性论的理论特质。     

对朱子“存天理灭人欲”的现代解读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地位堪比孔子,其思想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其思想体系包含广大,涉及众多范围,＂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代表思想之一。＂存天理灭人欲＂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来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众多的学者都是以负面的态度来给予＂存天理灭人欲＂评价,但仔细的琢磨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我们还是能发现也有其合理的成分。     

由朱熹性理学说观“理一分殊”之多重意蕴

“理一分殊”这一命题乃为程颐为其弟子杨时解惑时所始发 ,随后成为理学常常讨论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其文字的多义性 ,这一个范畴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被演绎成多重意义。本文重点不在于说明朱熹如何运用“理一分殊”这一概念 ,只欲通过朱子的性理学说解读“理一分殊”的微言大义 ,借以折射出这一命题在宋明理学中的重要性与复杂性。     

对朱子理气“一元”“二元”争论的看法

在朱子学研究领域,"一元"与"二元"的争论由来已久。钱穆虽然提出了"理气一体浑成"的理论,但并没有解决这一纷争。中国传统思想中只有"元"或"一元"的理念,而且其中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根本就没有如西方一般的"一元论"与"二元论"对立的思维。朱子虽然一再强调理气不杂、理在气先,但说到底不是为了真的分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而是为了相对于"气"而突显"理"的优先属性。因此,绝对不能说朱子学是二元论,即便说朱子学是一元论,也应做好概念分疏,以免用西方学术语言"肢解"朱子学。就此而言,钱穆的"理气一体浑成"的道理确实对朱子学及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所见地。     

宋明理学中"气质之性"的考察

宋明理学是一个学术传统,其所讨论的问题,使用的术语,有着鲜明的特色."气质之性"在宋明儒学中是一个1突出的观念.这一观念在北宋提出,后被朱熹特加表彰,以为极有功于圣学,之后的学者则对气质之性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看法.这些学者认为性即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即是气质的"性".     

曹端对朱子“太极”之阐发及其诠释学意义

曹端认为朱熹的学理体系对太极动静的内涵没有很好把握,从而产生了"自相龃龉"的说法。其《辩戾》在继承朱子太极学说的基础上,从自身真实的生命与智慧出发,提出了独到的理解与创见。他对朱子"太极"的阐发,不仅深入了学术层次,也体现出明初理学发展的问题意识及理论特色;不但是宋儒疑经思潮的继承和理学诠释学理论的大综合,也将时代背景融入到学术研究之中,成为中国古代诠释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     

"理气无缝隙"——河东薛瑄的理气关系建构

明初河东薛瑄学宗程朱理学，融合张载关学，以求道为己任，继承了宋儒的道统观念和超越意识，并结合明初时代问题的转换将观照的重心从形上超越领域转向实然宇宙和内在心性，尤其在理气关系上凸显出融合张朱、消理重气的新动向，在宋明理学思想演进中发挥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之"政”始于尧时创制的新历法于生产中的直接运用,故所谓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并非由<易>的象数派生;汉易卦气中讲的气、候依赖于历法的节气划分,对历法的进步并无价值可言;<易>的义理并非由象数派生而来,而是古人对天道和人道认识的成果,卦爻系统只是储存这种认识成果的符号;古代学术史上汉易衰亡的事实已经对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地位与价值问题做出了回答.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李颀与张垍交游考

李颀是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一位重要诗人.由于两<唐书>无传,其生平履历很是模糊.李颀笃于友谊,广事交游,其现存128首诗,有近百首都是交游之作,李颀的行年事迹多依其作品及交游.张垍乃丞相张说之子、玄宗之婿,亦能文之士.考证二人的交游,既丰富了李颀早年在两京之活动,又填补了史无张垍为兵曹记载之空白.     

安旗教授的学术历程和李白研究

著名文艺评论家、李白研究专家安旗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已逾50周年。1966年之前的10年间,安旗教授主要从事以诗歌评论为主的文艺评论,并不时涉足古典文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的25年间,几乎将全部心血倾注于李白研究,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的编撰、出版为标志,其李白研究的历程可分为“短羽离褷”阶段、“偕诸君登堂入室”阶段、“我以双目奉太白”阶段。其最新成果为《李太白别传》。     

《修行本起经》数词探析

《修行本起经》中的数词分为三类:基数词、序数词和虚数词。据笔者统计,基数词在《修行本起经》的使用占数词总量的 63%,序数词占9%,虚数词占28%。《修行本起经》中基数词使用具有确指性的特点,序数词使用具有增强条理性的特点,虚数词 的使用具有模糊强化的特点。《修行本起经》中几个重要数词“一”“三”“四”“五”“七”蕴含着佛道思想的文化意义。     

"理气一物":罗钦顺对程朱哲学的"接着讲"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理气之辩,经历了五百多年的漫长历程。贯穿于其中的是理本论与气本论哲学绵延数百年的争辩、诘难、冲突、融合与汇流。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二程最早由理统气、由理训气,罗钦顺则对程朱派的理气论进行了哲学重构,理本论嬗变为气本论,理学已被气学悄悄兼并和整合,这是宋明理学史上一个重大哲学转向。罗钦顺从程朱营垒内部颠覆了理学体系,进而与张载和王廷相气学前后呼应。罗钦顺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的确立,在其理论方法层面,既源于错看,也来自多年参悟基础上发先儒之所未发。     

颜元"理气相融"的宇宙观

作为明末清初之际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颜元从"理气融为一片"入手出发,提出了气为万物之本,气在理先,"理在事中"的宇宙观.同时他批判了理学的佛老因缘和虚静世界观,从而为建立自己崇本务实的实学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也为反对宋明理学家的理本论和心本论中的虚无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武器.     

辩证矛盾观与亚里士多德矛盾观的关系

矛盾一词不仅包含形式逻辑中的逻辑矛盾的含义,而且也包含辩证哲学的对立统一的含义,即辩证矛盾。辩证矛盾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矛盾在矛盾双方的关系、矛盾的界限问题、矛盾与运动的关系和表述角度方面都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也有实质性的联系:拒斥和清除逻辑矛盾是进行辩证思维的必要前提,准确把握逻辑矛盾律是正确把握辩证矛盾的先决条件;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与辩证思维方式对立,但形式逻辑思维法非但不与之对立,反倒是真正进行辩证思维不可违逆和必须遵循的。     

超越的悖论与悖论的超越——莱斯“科技—自然观”的伦理视域

控制自然这一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控制自然内在悖论的生成,不仅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与对人的控制密切相关,而且也有其观念即意识形态的因素。超越控制自然的内在悖论,必须实行对于控制自然的伦理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