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中的公法与私法

藉由公法与私法相对论的观点,学者们对行政法的观察对象进行了诸多的探讨.这些探讨以及行政实践的发展导致行政法的观察对象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关系,而且许多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私人与私人之间的行为也被纳入到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如何处理公法与私法、规制与自治、公益与私益之间的互动,成为行政法学界必须关注的课题.这一课题的研讨,必将带来行政法体系的变化,也涉及到行政法学教学的革新.     

五四时期无锡商会选举风波

五四时期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震荡期,商会的发展演变也随之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首要表现是这一时期许多商会的换届改选出现了以往少有的新变化.透过无锡商会1919年的换届改选可以看出,在其他许多领域中普遍存在的所谓"新""旧"之争,在商会内部也开始有所反映.但无锡商会此次改选的结果表明,商会内部的这种"新""旧"之争有其自身特点,两派并非始终完全处于对立,最后是以新旧两派调和的方式结束纷争.这一时期某些商会的换届改选风波,虽在短期内影响了商会正常会务的开展和职能的发挥,但从长远看"新派"力量的增强却又使商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而也有不可忽视的正面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论非对抗性矛盾

"非对抗性矛盾"一词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苏联,用来描述各种阶级间的各种关系--尤其是小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毛泽东在他的《矛盾论》中把这个概念系统化.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国又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辩论--即"一分为二"和"合二为一"的大讨论."一分为二"理论的支持者把杨献珍的"综合"、"合二为一"批评为"阶级调和".其实这场辩论绝不是古旧陈腐的,也许在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辩论中就包含有上述问题的内涵.     

试论我国公益募捐宣传存在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陈力丹教授在盘点2006年新闻传播业的十个话题时,总结了这样一个问题:"传媒点名富豪捐助穷人: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该问题是由一则连续报道引发的:2006年春节前夕,沈阳<华商晨报>连续报道的"穷父救女求助富人"事件,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吉林农民刘福成为了给11个月大的女儿治疗先天性心脏病,在花光了借来的6万元后,写信向他听说过的"中国富豪"们求助.获悉此事的<华商晨报>不仅公开了被求助的六位富豪的名字,而且不断打电话询问富豪们的打算和反应.对于有捐款意向的富豪,媒体热情报道,而还没有捐款的富豪则在报道中被再次点名.[1]     

人类基因财产权分析

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最著名案例要数美国的摩尔诉加利福尼亚大学董事会案.但不幸的是,加州最高法院否定了摩尔的请求,摩尔未能在财产权的争取中获得成功.由此引发了科技界、宗教界、社会科学界关于人类基因财产权的大讨论,反对者认为,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不能把人作为客体,而支持者认为,人类基因财产权的确立,既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保障,也是对生物科技的发展保护,最终让全社会都享受到生物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     

乡村情结：《乡村发现》受众分析

受众研究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推进,今天的受众已不再只是游走于不同媒介之间的读者、听众或观众,也不再是单纯的信息接受者。如何从历史和社会等多个维度,全面描绘受众的各种面相和角色,分析     

萨伊定律批判

在西方经济学学术史上对萨伊定律的全面批判始于凯恩斯,但凯恩斯的批判并不是基于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得以反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原因.依据萨伊定律的自身逻辑,其根本缺陷在于忽略了人们对具体物质财富需要有限性的特征以及这种有限性与个人货币财富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忽略了需要、需求的特性和收入水平、收入分配对需求的影响,因而使得萨伊定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局限.     

基辛格-尼克松的"宏大构想"、尼克松主义与冷战转型

基辛格和尼克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结合美国的实力以及面临的国际环境,提出了美国的外交战略的"宏大构想".体现这种"宏大构想"的尼克松主义强调通过缓和来重新建立世界政治的均势.结束越南战争、中美关系的改善、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谈判、美国同盟国关系的发展等,都是实施缓和战略的重点.而缓和战略的实施对冷战的转型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列宁关于执政党协调与农民关系的思想

列宁认为,对在农民占人口多数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农民的关系.他提出,无产阶级执政党要通过必要的让步实现和农民的真诚联合;要通过协调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争取农民政治上的稳固支持;要通过提高农村工作者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能力,争取农民的充分信任.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左派的教训

阿尔都塞倡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已经扩展到肯定和支持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这一独特角色上.事实证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过是补偿(从而承认)了他们所受的不断加深的剥削及其负面社会影响.而这种补偿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种强调消费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美国左派(在工会、党和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认可了这种消费主义.而不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下破坏它.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具有积极、创新和求实的性质,本质上是实践主义、多元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它并非主张“有用即真理,强权即公道”,而是强调实践、经验、效果三位一体;它重行动反空谈,重效用反虚夸,主张不断探索和实验,反对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它重视理论结合实际,以挫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要求将玄学拉回现实,创立实践哲学,贴近人类生活,完善真善美统一的真理观,建立创造性方法论和审美主义人生观。新实用主义则立足协同性、相对性、后现代主义和文化自由论,给狭隘理性以重击。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重新审视实用主义。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     

网络语境与文学的未来

近年来，文学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严肃文学的逐渐萎缩与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大众文学迅速崛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过分析网络语境下文学的变化，探讨了文学的泛化、文学创作方式的转变、文学本源意义的回归等问题，指明了网络文学所展现出来的广阔前景，并提出了网络语境下文学所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形态成效不大的因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政治与学术的纠缠,哲学政治化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学术形态的形成和发展;二是文化差异的制约,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制约着相互之间的对接或融通;三是理论自觉的缺失,由于"苏联模式"的哲学教科书影响、中国传统的注经释义思想和教条主义的制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缺乏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四是知识素养和研究视野的局限,导致了无法形成理论共识。     

义务·建构·理性--罗尔斯与康德政治伦理观之比较

罗尔斯深受康德的影响,他曾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关于正义的一个"康德主义的解释".但是,他对来自康德的许多概念、方法和思想进行了限制或新的解释.这导致他的理论既有一副与康德相似的面孔,又有许多内在的差别.他们都主张义务论,但康德主张理性义务论,罗尔斯主张契约义务论;他们都使用建构主义方法,但康德建构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罗尔斯建构的是政治正义原则;两个人都有"理性"设准,但康德认合理性为一元的,罗尔斯认合理性为多元的.     

现代性问题图景中的康德先验伦理学

从哲学史语境看 ,康德将道德置于绝对先验基础上 ,力图建立伦理学的最高理论理念。尽管这是为道德合理性作论证的一次最卓越的努力 ,但从现代性问题语境看 ,这却是一次失败的努力。康德以后的伦理学越来越远离康德的理想而接近生活现实。这一思想史趋势可从舍勒和麦金太尔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窥其大端。虽然舍勒和麦金太尔立足于保守主义立场 ,但他们所作的历史分析却又与马克思对资产阶级道德的批判有某种暗合之处。     

论“观”在《周易》哲学中的建构

从《周易》开始,＂观＂即成为中国古典哲学中主体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基本方式。＂贞观＂这个命题其实为《周易》哲学重视＂观＂的方式提供了哲学依据。这种由＂观＂而来的主体行为主要不是认识论的而是存在论的,它体现了中国古人对于直接被给予性的信仰。通过这种＂观＂,古人从被直接给予的天地精神那里得到的不是知识的可靠性,而是生存的可靠性。在这种＂观＂的建构中,＂观＂卦中的＂观生＂主要还是一种经验性的道德践履;然而《易传》中的＂观象＂则具有了深刻的形而上的内涵,这种＂观＂由效法天地而成为天人相合的重要条件。所以,在《周易》中,＂观＂不仅是人以理性之光照亮天地,更是人自然地处于天地澄明之中。     

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俄国的立宪主义

俄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欧相比,缺乏历史渊源,产生较晚,没有民众基础,与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不能奢望它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僚是自由主义思想的社会载体。在1905-1907年俄国革命期间,立宪主义最活跃,立宪派在关于法制国家、关于代议制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关于社会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方面,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但与此同时,俄国的立宪运动也与无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文化相冲突。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政府对市场的培育与规制

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为进一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规制市场行为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市场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本质要求之一,市场培育是政府的职能所在,缺少政府的非市场行为是不可能独自发育和完善市场的。政府对市场的培育是必要的,政府在建立、维护市场秩序以及促进市场化进程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促进市场化进程中具有规制功能,但是政府规制行为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服务行政已经代替管制行政成为世界性趋势,“规制—服务型”政府的定位是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全新阐释,更加有利于政府培育与规制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