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脱庄严宝论》的佛教哲学之探析

达波噶举的创始人达波拉杰的《解脱庄严宝论》融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等佛教内容为一体,集大乘佛教的唯识宗、中观宗和如来藏佛性论于一身,在佛教哲学本体论、心性论及方法论上独具特色。达波拉杰把噶举派大手印思想与噶当派的道次第有机融合在一起,标志着噶举派显教大手印的正式确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的一次创新。     

论汉唐佛教心性论的基本思维模式——汉唐佛教心性论的研究之二

印度佛教心性论是从本体方面立论的,这种立论方式使中国佛教哲学也具有本体的特征。同时,中国传统心性论哲学资源丰富,极大地影响到佛教心性论的形下层面,从而构成了中国佛教体用一如、以用显体的基本思维模式。《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以及以后的几乎所有佛教心性论都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思维模式,使其哲学思想与民族思维方式一致起来,形成了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哲学。     

论汉传佛教生态伦理的体系结构

汉传佛教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建构佛教生态伦理理论有助于统摄佛教丰富的生态伦理资源。缘起论、依正论、无情有性说为汉传佛教生态伦理奠定了哲学基础;慈悲平等、珍爱自然、戒杀护生、节欲惜福和净心净土等是汉传佛教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与之相关的道德规范是佛教信仰者处理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和要求。上述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传佛教生态伦理体系的构架轮廓。     

心性论：中国佛教哲学的核心——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一

中国佛教从魏晋时期的大乘般若学发展到南北朝的涅槃与般若相融合以后,其哲学的中心就转到了心性论方面,由慧远、道生开其端,中国佛教对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至隋唐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宗,都把心性哲学作为其宗立论的根据,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命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哲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这是中国佛教哲学有别于印度佛教的重要特点之一。     

藏传佛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是我国佛教重要的一支，与汉传佛教(汉语系经典)、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经典)共为我国佛教的三大系统。藏传佛教又俗称喇嘛教，是该教上层僧侣统称“喇嘛”，因而有此俗称。藏语“喇嘛”意为“上师”。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本觉：中国佛教心性本体的根本内涵——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三

印度佛教强调心性的寂止方面,最关心的是空寂洁净的心性不受外界凡尘造成的烦恼所干扰,而深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中国佛教则在继承印度心性论哲学的同时,更侧重于心本体的清静与本觉,从直觉认知角度,理解成佛与本体觉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在宗教理论与实践上为体验和顿悟佛性找到了一条捷径。中国佛教各派由渐悟而最终都走向顿悟,正是心体本觉说带来的必然结果。     

藏传佛教噶举派与天台宗哲学思想之比较

本文对藏传佛教噶举派与天台宗从佛教义理,思想渊源,思维倾向,修持方法等方面作了初步比较。论述了它们相同的中观性空理论及佛性论和止观双修学说,同时也说明了二者的不同特色。本文认为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是一种消解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哲学。     

近现代中国佛教地域差异及对社会的影响

历史、政治、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宗教的地域差异性,导致地域宗教文化的独特性,带来旅游资源的多样性。本文从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特征、现状、信仰人群等方面对比中,分析其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试论唐朝对新罗佛教及其文化的影响

佛教作为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唐朝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鼎盛。与唐朝同时代的朝鲜半岛上的统一新罗,积极借鉴唐朝佛教发展的成果,创立了与唐朝类似的宗教派别,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佛教大师,新罗佛教在朝鲜佛教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并且,新罗在汉字、汉文学、天文学、印刷术、建筑风格、雕塑绘画艺术等方面,也深深地打下了唐朝佛教文化的烙印。     

《佛祖统纪》与中国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各类僧史著作的编写相当引人注目 ,其中尤以南宋僧人志磐的《佛祖统纪》最为著名。从《佛祖统纪》可以看出 ,宋代僧人的史学思想 ,不仅丰富了佛教史自身 ,扩大了它的社会影响 ,而且也为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成分 ,它的出现有着历史与宗教的双重意义 ,值得作进一步的研究。     

“都市佛教”辨析

都市佛教是指以都市寺院为主要活动场所,根据现代都市特点及要求由僧团为主对市民进行佛法弘扬和开展宗教活动的人间佛教。都市佛教不同于都市中的佛教,它是都市中的佛教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它依都市中的佛教而得名,以都市为自己存续的基础空间,具有明显的现代性,有强烈的整体观念和组织观念,发展目标明确,具有广阔的视野和超前的意识。都市佛教是人间佛教的一个组成部分,抑或是大陆人间佛教在当代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佛法在世间的现实版。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构成了大陆人间佛教的全部内容。都市佛教概念提出已经十年,它逐渐成为学者重点关注与研究的对象,并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城镇化的普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关注和研究都市佛教的队伍中来。     

宋词中的佛因禅缘

宋代帝王大都推崇佛教,因此士大夫文人也习佛成风;而佛教(主要是南禅宗)的世俗化转向及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更为宋代士大夫文人在佛禅义理的沉潜中获得精神的超越大开了方便之门。佛教对宋代文学的影响至深至广,特别是在诗歌和散文领域。相对而言,宋词受佛教的影响较小,但词是有宋"一代文学"的标志性"产品",虽然"词为艳科",专主情致,侑酒佐欢、遣兴娱宾是其主要功能,然而填词既然是当时士大夫文人文学活动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就不免渗透着他们的文化精神与人生意趣,也就不难从中看到或感受到词人与佛禅的不解因缘。     

金诗中的佛禅意蕴

作为佛家修证、觉悟门径的禅定和体现禅宗理论、实践的禅法对金诗创作产生了显著影响。金诗中的佛禅意蕴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用诗作体悟、宣达对佛禅思想的理解,反映了当时儒者、士大夫把握佛禅哲学意识的水平;援借、化用来自佛禅典籍的事、语,丰富了作品的底蕴,深化了对玄道妙谛的感悟;通过对禅修生活、环境和高僧禅师形象以及相关的山水物态的摹写刻画,传递出主体从方外人生中获得与佛禅相投契的乐趣,展示了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特定的侧面。     

批判·汲取·消融——从儒对佛的批判看儒对佛的消融

儒佛关系问题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儒学从伦理道德、王道政治等经验层面对佛教进行批判的同时,汲取佛教精华,重新发掘、解读儒家经典,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从形上的高度揭示佛学的缺弱,为时人提供了不弱于佛教的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和形上关怀,进而消融佛学,形成了宋明理学的繁荣局面.     

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在佛教传入之时,道本二教同佛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道教从佛教身上汲取营养发展为与儒佛并立的成熟大教,本教最终被佛教所湮灭,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结果。     

慕容鲜卑的佛教文化

根据零星的文献记载推断,慕容鲜卑接触佛教,可能是在慕容廆进入棘城之后,约慕容廆晚年和慕容皝即位之初的一段时间里。佛教传入慕容鲜卑后,迅速、广泛、深入地传播开来,表现为佛寺在慕容诸燕国家的都城和统治区内广泛兴建;佛教信仰逐渐在社会各阶层中广泛发展;佛教及其文化在慕容燕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日益渗透,在政治方面,佛教僧侣常常被慕容诸燕统治者引为顾问谋士,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决策;在社会生活方面,佛教内容已经渗透到慕容鲜卑的葬俗、服饰等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慕容燕国军国大事谋议的佛教僧侣是以各种方术来为统治者服务的。从佛教僧侣在慕容燕国统治集团中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吸收中国传统的方术而为政治服务是佛教改造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     

佛教与开放

文章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佛教与开放的相互关系:一是佛教自身的包客性和开放性,使得佛教在传入中国后,能够因应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儒学化为契机,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二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为佛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佛教在经藏编修、佛学研究、僧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长足的发展.佛教的开放与开放的社会将使中国佛教能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梁武帝舍道事佛考辨

梁武帝舍道事佛的时间,佛教典籍中有四种记载。虽然这些文献记载多有矛盾之处,但武帝舍道事佛之疏、敕文不为伪作。据法琳《辩正论》辑录相关文献中数人身份的考察,武帝舍道事佛当在大同后期(539～545),与自己欲出任白衣僧正有关。舍道事佛对道教的影响非常有限。在唐初佛道论争日渐激烈的情形下,僧人依托此事攻击道教、弘扬佛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