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君、解忧公主和亲述论

细君公主(约前122年-前100年)是汉武帝刘彻侄江都王刘建之女,元封六年(前105年),受汉武帝之命远嫁乌孙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犁河流域一带)国王昆莫。细君死后,汉武帝又命宗室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公主(约前121年-前49年)远嫁乌孙王。解忧公主在乌孙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与乌孙肥王翁归靡育有三子二女,后均成为西域各国国王或王室成员。本文试就这一内容作一初步的归纳分析,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     

对《汉宫秋》的几点分析

王昭君出塞和亲,是西汉历史上一次富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行动,因而受到历代文学艺术家的注意。他们利用这一题材,创作了许许多多的“昭君词”与“昭君戏”,流传至今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昭君戏”,就是马致远的《汉宫秋》。但是,《汉宫秋》的剧情与史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民族团结的象征——兼谈昭君出塞的动机

王昭君出塞和亲,在历史上确实起过作用,在加强民族大团结的社会主义的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但就昭君本身来说,在历代人们的心目中,大都认为她是一个悲剧人物,是一曲影响深、流传广的悲歌。历代文人、民间艺人都对这个历史题材有浓厚的兴趣,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感人的传说和历久不衰的剧作。前者,大都程度不同地流露了对这个弱女子的同情,气氛悲怆,情调低沉;后者,却给这一历史题材注进了新的血液,剧作家们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赋予了强烈的时代色彩。尤其是从郭沫若的《王昭君》到曹禺的《王昭君》,一扫过去凄凉悲伤的气氛,王昭君便由一颗渺小的砂砾,一跃成为一尊高耸的石碑。一个“深明大义,自愿和亲”的使者形象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笑盈盈的昭君取代了一个哭泣泣的典型。本来,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因而艺术的昭君并不等于历史的上昭君。但本文不论及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只就王昭君出塞前的特定历史     

卢森堡与阿伦特的理论旨趣依归

罗莎·卢森堡与汉娜·阿伦特毕生致力于对自由的追求,她们都把自由看作是对公共事务的一种积极参与.尽管她们拥有不同的历史经验,但是,她们对历史义无反顾的行动,以及在行动中积极反思的坦率与睿智却是相同的.这不仅基于她们相同的犹太文化背景,更在于她们在具体的历史情景中批判性地对待传统、规范以及权威,在强调差异性的基础上阐发了一种相似的指向自由的政治理论旨趣.     

王昭君形象的文化解读——以《汉宫秋》、郭沫若《王昭君》、曹禺《王昭君》为例

王昭君的形象家喻户晓,马致远笔下的王昭君放射着民族节烈的光辉,郭沫若笔下的王昭君具有鲜明的反叛意识,曹禺笔下的王昭君则是政治的牺牲品。她们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20世纪60年代“王昭君形象”的生成及其影响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以“昭君出塞”的历史事件为引子,提出了用文学表现民族团结与融合的任务,王昭君形象因此引起了史学家、文学家的关注.此后,在官方号召、史家印证、文学助力的格局中,王昭君形象有了统一的意义:她“自请出塞”,成为促进汉匈50年和平友好历史的“使者”.这个在空前政治化语境下得出来的结论,明显存在杜撰“历史”细节、“以论代史”,夸大个人历史作用,简化民族关系等诸多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因此,只有回到史籍记载的文本,廓清昭君出塞的历史线索,才能走出影响,触摸到客观真实的历史.     

《王昭君变文》在昭君故事流变中的地位及意义

《王昭君变文》是文学史上第一篇篇幅最长的昭君出塞的俗文学作品,在昭君故事的流变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前代史书和文人创作的基础上,对王昭君形象进行重塑,进一步突出了她的主体地位,丰富了她的形象,对此后以昭君故事为母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变文》还对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进行了侧面的揭示,体现了唐人的人文关怀及对和平的向往;塑造了一个极度重情的呼韩邪单于,是唐朝包容性文化下重“真”、重“情”的显现。     

唐与回纥和亲公主考述

<正> 唐与回纥的和亲在唐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学术界虽有文章论及,但都失于笼统,未将和亲公主的出塞背景、在回纥的经历以及和亲的作用突现出来。本文拟对唐与回纥的七位和亲公主作些考述。一毗伽公主毗伽公主与敦煌王李承寀结婚是在至德元年(756年)十一月。关于毗伽公主的身世,《新唐书·回鹘传》说是可敦(相当于中原王朝的皇后)之妹;《旧唐书·回纥传》说是怀仁可汗之女,《新唐书·三宗诸子传》和《资治通鉴》卷219《唐纪三十五》,皆从《旧唐书》之说。显然,后一种说法要更可靠一些。我们知道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战”(《旧唐书·安禄山传》),而安史乱军经过多年训练,素质较高,很快占领了河北,攻下了两都     

特殊的文化交流使者一和亲公主的随嫁队伍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的公主和亲故事。这些数以百计的公主或宗室女以远嫁换取了国家的安宁以及民族文化的交流，她们被载入史册自是理所当然。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在每一次和亲的背后，在公主或宗室女的身后都有一串长长的随行队伍，他们是以陪嫁者的身份随主子千里迢迢来到异域，不仅服务于他们的主子，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做出了自己默默的贡献。     

陈白露与玛格丽特悲剧命运及其成因

曹禺的<日出>是一部戏剧,而小仲马的<茶花女>却是以小说的形式闻名于世.二者虽然是两部不同的作品,但是作品中的人物陈白露与玛格丽特却有着极强的可比性.她们都是名噪一时的高级交际花,过着极度奢华、糜烂的生活.虽然都身陷泥沼,却又不失对纯真、美好生活的向往.她们的命运都是历循着生活压迫、爱情破灭和生命熄灭的轨迹.这两个女人虽然在生活经历与性格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却又因为各自所处环境的不同和作者创作主旨的差异,显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质.剖析二人特有的悲剧命运,并分析其悲剧命运形成的原因,可以探寻到陈白露和玛格丽特之生存差异.     

《文成公主》、《王昭君》合说

作为建国后30年历史剧创作的"双璧",田汉的《文成公主》和曹禺的《王昭君》都存在着外在冲突缺乏"社会性",内在冲突极其弱化,人物形象、语言动作过分"现代化"的问题。究其原因,前者是由于在领导、专家的一次次"支持与帮助"下不得已而为之,作者自己并不满意;后者则是作家20余年自觉、主动地"悔过自新"的结晶,也是在不擅长历史剧创作的情况下生硬地以古喻今结出的苦果。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说明什么——兼论昭君文化与和谐国学

从＂昭君是福＂的汉代新诗到＂爱国可敬＂的胡适评价,从文史家呼吁＂重塑昭君＂到政治家表态＂功在千秋＂,从家乡人的思念到草原人的歌唱,从＂大汉＂、＂强胡＂的平等联姻到＂多元一体＂的中国国情,昭君研究热体现着中华民族为实现＂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平进步＂而奋斗的文化自觉。研究昭君出塞文化现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源一体＂的国情、国史、国学的过程。     

论刘向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汉中期以后，儒家思想和儒士曾一度受压抑和贬斥。面对这种现象，刘向自觉地继承和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并以诸子之学丰富儒家思想，在儒学指向上不仅继承荀子重视事功的“外王”之学，而且以敬、谦、廉、诚等思想丰富孔子、孟子提倡的“内圣”之学，为儒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扬雄《剧秦美新》考论

《剧秦美新》是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王莽代汉后创作的一篇作品,该文过去一直被批评者当作扬雄趋炎附势的“罪证”。从历史角度考察,王莽代汉有着复杂的历史内涵,扬雄创作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还有新的解释。详细考证会发现《剧秦美新》在认识和研究西汉历史上的价值,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应该给其以符合历史的评价。     

从《汉书》看王莽的历史思想

《汉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王莽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依据《汉书.王莽传》中的王莽的所作所为,结合时代背景总结出王莽具有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十四代一循环＂的思想、大一统关照下的夷夏之辨以及天人感应的历史思想。种种迹象表明,王莽不仅仅把这些思想当作其谋权篡位的工具,更是他真心实意的信奉它们并将其作为执政的信条,而这些历史观不仅为王莽所独有,这也是其生活的西汉末期的时代背景,同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以及深远的历史影响。     

王闿运对释敬安诗歌创作的影响

释敬安是清末民初湖南著名的诗僧,早年作诗多出于苦吟,中年应邀参加王闿运创办的碧湖诗社,受王闿运诗歌理论的影响,取法汉魏六朝诗歌华丽的特点,辞旨清远,虽为僧人而作诗不乏性情,在湖湘诗人中别具一格。     

论荀子对王符政治思想的影响

王符的治学指归上通荀学,致其政治思想超逸汉代一般学者。荀子以治学修身为政治根本,王符以此为治政前提。王符以礼法为儒家经典的精神实质,是对荀子观念的继承发挥。荀子的礼法关系理论和法治思想被王符继承下来并根据特定的时政进行了发展。荀子以任贤为治政的基础,王符的贤臣准则突出地体现了和荀子贤臣观的承传关系。王符继承和发展荀子学说,不仅由于学术理论上的承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时事使然。     

王莽经济思想浅析

王莽是西汉末年“新”朝建立者 ,为整顿汉末经济秩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其“齐众庶 ,抑兼并”、“经济管制”等思想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王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有胆识的政治家。因此 ,本文以史为据 ,对王莽经济思想进行理论剖析 ,以揭示王莽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     

礼制改革与王莽代汉

礼制改革是整个王莽改制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这是王莽"文取天下"的关键所在。其将五等爵制与郊庙礼制制度化的过程就是实现政权和平转移的过程。由此可见,王莽之礼除了是对儒家古制的追求,更是为了达到禅汉目的。其中一些制度虽然在王莽一朝没有得到彻底实施,但却成为禅让"心法"传替了下去,并不断地被后来者补充完善,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和平演变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