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伦思想与五伦的道德观

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伦理道德的思维与主张。这是一套人本的价值思想,有其形上的道统 根源,形下的正统传承、法统规范与学统分流。它在地球上首先建立起了有系统的人伦思想。其特质之一,即是"五伦" 的亲疏远近与尊卑贵贱的行为规范,为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所未有者,至今其精义仍具有超然的优越性。其另一特质,即 重视政治上之政道与治道的政治哲学和家庭的组织地位与功能价值,这体现在《大学》中主张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之内圣推向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外王的政治哲学思想。此王道思想即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之内外与体用发挥的极 致。人伦、五伦、王道等思想都是以道德概念融汇贯通的一种政治伦理哲学,是社会和谐有序的行为准则。     

杨增新的反腐败政策

杨增新＊督新后，在全疆范围内推行了一整套反腐败政策。本文拟就杨增新推行反腐败政策的原因、内容、效果以及该种效果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初步探讨。一杨增新是一位思想守旧的封建专制主义者，集中代表着新疆各民族中剥削阶级的利益。那么，他何以要推行反腐败政策呢？（一）吸取清朝灭亡的教训。清王朝建立不久，即进入康乾盛世。但此后的统治者只知骄奢淫逸，搜刮民脂，搞得天怒人怨，哀鸿遍野，顷刻间天朝帝国便灰飞烟灭。具有一定政治改良思想的杨增新，发出“天之所废其谁能兴”的感慨，但囿于阶级立场，“又不认为这是封建制度的失…     

汉赋与儒家思想

现存汉赋及其相关背景资料显示,汉赋实以儒家思想为主.其政治思想主张以史为鉴,王道天下;其教化思想主张以礼法治国;其圣贤王道思想主张以圣贤为榜样,将历史圣贤化.以儒家为统治思想全面影响了汉赋的创作,而汉赋的创作又对儒家思想产生影响.在儒家思想为主的态势下,道家、百家思想依然存在.老子为代表的玄学经扬雄发扬,出现新气象,而谶纬之学时有表现.     

论杨增新督新时期的一些问题

杨增新本为清末之官僚,辛亥革命一起,便由新疆镇迪道道尹兼提法使一跃而为新疆都督。从一九一二年阴历四月上任,直到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为其部属樊耀南谋刺身亡,坐镇新疆长达十有七年。这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恰是一位与北洋军阀共始终的封疆大吏。从辛亥革命后到新疆和平解放的三十八年(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旧新军阀统治新疆的计有杨增新(一九一二年——一九二八年)、金树仁(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盛世才(一九三三年——一九四四年)、吴     

论曾国潘政治思想的特色

关于曾国藩的政治思想,以前人们也多有论及,但一般都侧重于揭踞他的屠夫面目,这未免过于简单化。实际上,在道光末年以后,曾国藩巧妙地将中国封建政治中传统的“王道”与“霸道”统治术融会贯通,交替使用,发挥了暂时挽救清朝统治的作用。     

教导与用心:《尚书·洪范》和《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政治思想比较探究

《尚书·洪范》是中国西周初年史官所笔录的箕子政治思想陈述;《对美里卡拉王的教谕》(The Instruction of Merikare)是古代埃及第一中间期(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Ancient Egypt)赫拉克里奥坡里斯王朝(Heracleopolis Dynasty)君主阿赫托伊(Wahkare Khety)在世时为其继承人美里卡拉(Merikare)所留下的一份政治遗嘱,该作系统反映了古埃及这一时期王权责任理念。两者都是上古时代统治上层人物对怎样施政治国进行思想阐释的系统体现,又都具有在革故鼎新之际如何确保统治稳定的理论创新意图。由于两种文明的人文环境、历史发展阶段等多种不同因素作用影响,前者成为以皇权与神权为中心的高度中央集权专制理论之源;而后者则逐渐形成极端君主个人专制思想。     

恶魔与天使之争:论马基雅维利的双重面相及其治国之道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多维性和矛盾性,这种特性集中体现在他既为君主提供统治之术又为后世探索共和之途.善与恶,尘世与天国,德行与法治,强权与制衡,诸多看似矛盾重重的观点与背道而驰的政见实为马基雅维利双重面相的特定展现.这既是他对如何维护国家自由与公民自由这一双重价值的吊诡回应,也是他高超政治技艺与博大公共情怀的真实写照.用历史的眼光回到原著去探究这种矛盾与虚实,有利于在把握其思想脉络及运用之道的基础上解开“马基雅维利之谜”,谜底的揭示不乏现实的启示.     

董仲舒王道论浅析

董仲舒将王道之依据上溯于天,认为是圣人承天意以从事的结果,并将人间的统治者确定为天之子,由此论证了现实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他又通过"天立王以为民也"的设定,将人间统治者的统治置于以天道为依据的王道的规制之下。在此基础之上,他结合现实,对儒家视域中与王道相对的霸道,进行了论述,认为王霸皆本于仁,将儒法结合,并在治道层面主张德主刑辅,大德小刑,从而把儒法结合后的政治行动力契入儒家,使其主张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感和可操作性。由此,中国近千年的霸王道杂之的治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梁启超宪政路径及理论考察

梁启超从言君宪到倡共和,再从告别共和到开明专制,又从主虚君再到顺共和,其宪政思想几经变迁。梁启超在宪政理论模式选择上变动不居的同时,对宪政内在的认识却是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而不断深入和提高的,看似混杂或前后矛盾的思想蕴含着不变的追求,即追求中国宪政体制,并不断构建与完善他的独特的宪政理论体系。他的易变是"君子之变",进步之变。解读梁启超的宪政理论,一定要把他的思想言论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来考察,才能知势论人。截取梁启超的个别言论以概括梁启超的宪政思想难免片面。     

回队与杨增新政权的兴衰

作为新疆历史上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回队对于杨增新政权的兴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增新凭借回队起家,夺取了新疆的统治权,既而又驱使回队为其东拼西杀,巩固了其对新疆的控制.最后,杨增新为防止回队坐大,又制造了马福兴事件,也为结束其在新疆的统治埋下伏笔.回队是杨增新民族"牵制"政策的产物,更是其民族"牵制"政策的牺牲品.     

反思传统 突破传统——黄宗羲法治思想别议

黄宗羲的个人经历和学术造诣使得他在面对明末清初的高度集权专制的政治法律制度时能够在反思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一些突破传统的观点,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的法治思想的渊源其实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但同时暗合了一些近代西方法治思想。在法治和人治的关系上,他明确提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他认为善法是"天下之法",而"一家之法"非法,即恶法非法;然后又主张君与臣平等的平等观。他的法治思想有时代进步性,认为必须限制权力、分散权力,制衡权力,这样的权力才能为"天下万民"服务,才不至于成为谋"一姓之私"的工具。但也体现了局限性。本文试图对黄宗羲的法治思想作别一解读。     

“公共行政的精神”与共和主义

弗雷德里克森教授在《公共行政的精神》一书中所倡导的高公民精神和公民德行等理念是共和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特别是与古典共和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共和主义核心价值与理念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反映,与20世纪下半叶共和主义,特别是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复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偶合性联系。公民德行复兴的本质是道德重新回归政治,是当代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主张和实践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为推翻清朝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和建立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面对清政府实施新政以图自救、立宪派为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的局面,既点明了清朝的腐朽本质并认为清廷不能真正实现由封建专制向君主立宪的转轨,也辨明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并指出清王朝已是“破屋漏舟”因而立宪法主张的君主立宪不可能实现,同时孙中山阐发了以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的思想内蕴并为之做出不懈的努力.     

论“五四”前夜伟大的反封建思想革命

“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封建重压下的一次新觉醒,对于后来可能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封建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一) “五四”前夜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同当时的实践政治紧密相关的。尽管《新青年》周围那群先进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他们的批判锋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指向中国固有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仅无力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上的反扑,也无力防止其政治上的复辟。所以,尽管     

董仲舒的"天"与人

董仲舒是一位对汉代社会统治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人,也是中国古代具有人格影响的政治人物和学者.他的"人"与"民",及其"顺命"的统治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实施统治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内容.认识董仲舒的统治思想,对认识中国传统政治观点意义非常.     

公民共和与制度共和：古典共和主义的两个维度

在西方政治话语语境中,共和主义有古典与现代之别。尽管现代共和主义打着＂复兴＂的旗号,但它并不是对古典共和主义的简单＂接续＂,其中也蕴涵着＂断裂＂,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探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共和主义的整体性把握。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考古学＂分析,我们发现在古典共和主义传统中存在着精神和制度两个维度,即公民共和主义与制度共和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主要体现为整体主义思维、注重美德、强调公共利益、主张平等以及提倡积极公民观念等一系列内在精神;而制度共和主义则主要表征为混合均衡政体这一外在形态。     

伍廷芳法律理论和实践探要

伍廷芳是晚清遐迩闻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奠基人之一。理论上，他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独裁，向往民主共和；他还参与修改《大清现行刑例》，结束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历史。本文对其法律思想作一探究。     

从朱陈之辩看朱熹陈亮的王霸思想

朱熹以天理论王道,认为王霸之别就是天理人欲之异,为王道政治寻找到理本论的依据,强调仁义原则的优先性,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立场。而陈亮则在对王道所体现的道义原则有所肯认的基础上,认为霸道亦有体现仁政处,霸者的伟业也是仁心之发现,霸固本于王。这与他们当时政治关注点的不同有一定关系。但朱熹的王霸论在具体理论的阐述上,偏离其原始初衷,转向空谈性命义理,部分地抹杀了其真正价值所在;而陈亮对汉唐君主事功事能的赞美,从思想逻辑的推衍来看,则会导向道义维度的缺失。     

中国古典共和观及其传承价值

在古今中西之争愈演愈烈的现代中国,恢复国学的可行途径之一即是将儒学的传统理念参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在政治架构中,中国古典共和理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家族法传统和双主体法权。以这两种传统为代表的共和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石。中国古典共和观的传承价值在于:家长制指导下的精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民主制度的修正;政治在社会的范畴中以一种教化的形式作用于人民并让共同体成员自愿服从;家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传统、善的政治观、国家社会个人的连续性,这些中国古典共和思想的本质理论都能够继续为现代的制度设计发挥作用。     

论王道思想及其现代意义——以文中子为例

王道思想与霸道思想相对:乱世,霸道思想有存在的空间,治世,王道思想占统治地位。王道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其本质是仁学思想。在经历了两汉经学的衰微、玄学昌盛的南北朝之后,迎来了政治一统的隋代,但朝廷不行王道,文中子以复兴儒家正统为己任,期望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与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