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完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社会救助制度已经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刑事被害人实施社会救助。但存在的问题是:在治疗费用、生活照顾和心理救助方面考虑不够。完善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思路是:在医疗保险制度中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也属于医疗保险的保障范围;建立刑事被害人生活照顾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心理救助制度。     

论加强社会工作与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工作以其专业价值观和专业技能、方法能够在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中发挥其独特的功能。社会工作可以通过社区工作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也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还可以通过社会服务增强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因此,加强社会工作是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一环。     

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辩证关系

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刑法理论上的一对基本范畴,二者是对立统一的。社会危害性是第一性的,刑事违法性是第二性的,社会危害性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我们应在承认实然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对立与冲突的前提下,努力追求二者的相互统一的理想状态。     

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视角

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构。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宏观社会背景下,如何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方式,既是一个有着重要政策意蕴的实践课题,也是一个事关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提出社会矛盾化解的基本思路：把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尽量下放到基层解决;不断整合社会资源,让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不断加强部门联动,将诉讼调节对接机制延伸到最基层,有效地将社会矛盾化解在最初阶段;培育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参与意识,完善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利用经济杠杆,创新社会矛盾调解机制。     

基层社会矛盾的心理疏导机制初探

随着社会的变革,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矛盾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这些新情况、新特点的产生既有现实层面的原因,也有心理层面的原因。针对心理层面的原因,可以通过构建基层社会矛盾的心理疏导机制来化解基层矛盾。为此,需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心理疏导服务体系,二是健全心理疏导工作制度,三是打造高素质心理疏导人才队伍,四是建立心理危机预警干预体系。     

重大疫情防控中的社会心理疏导研究——兼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完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社会心理疏导被纳入疫情防控的整体部署,受到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疫情防控期间,对社会心理疏导的总体要求以及细化的规范性要求都非常系统和细致,多种主体、多种形式的社会心理疏导工作得以广泛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社会心理疏导实践,在我国的社会心理服务领域尚属首次,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弥足珍贵。对这一轮社会心理疏导实践及其经验的深入总结,将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十分有益的借鉴。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挑战与变革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管理客体的复杂化,对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基于传统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不适应性,社会管理必须走向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之路的过程.     

风险社会人的生存危机与化解

风险社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当下境遇,它表现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人相依为命的社会环境出现危机;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上,支撑人信念的内在精神价值严重缺失。由此,人处于一种生存的焦虑中。要有效地化解风险社会人的生存危机,必须树立正确的风险价值观,构建良好的社会信任体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行全球包容性交往。由此,才有助于化解人的生存危机,使人能在风险中谋求生存和发展。     

元治理:创新社会救助治理的实现路径

社会救助治理的核心要义在于多元主体对社会救助事务的合作共治,其主要特征有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系统性、方式的参与性和目的的公共性。元治理是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协同组合,旨在达成元治理参与者公认的最优化治理结果。元治理与社会救助治理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而元治理相对于其他治理范式或方法的比较优势更为明显。当前,我国社会救助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主导模式下的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发展不平衡,并缺乏治理的治理层面的统筹协调。为此,应当借鉴元治理的理念和方法创新社会救助治理,既优化社会救助领域科层治理、网络治理、市场治理三种治理模式的功能作用,又促进三者之间的协同组合。     

论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

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主要表现为政治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社会安全风险、信息安全风险和身心健康风险.引致新业态领域社会风险的成因在于:一是法律法规供给不充分,职能部门执法权受疑;二是犯罪证据取证难度高,涉案资产处置效率低;三是监管主体责任欠清晰,部门协同监管不到位;四是市场主体缺乏自律性,社会责任意识较淡薄.要有效治理新业态领域中的社会风险,就必须要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前提下,建设一个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一是要完善新业态法律法规,推进新业态风险法治;二是要创新追赃挽损方法,提高资产处置效率;三是要完善政府监管体系,强化部门协调联动;四是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加大违法打击力度;五是要发挥多元主体作用,打造多元共治格局.     

野生动物保护治理的法律改革之道

在野生动物保护治理中,应秉承"保护优先"的原则,以"限制利用"取代"规范利用"原则,引入"风险预防"原则,防范公共卫生风险。应建构野生动物保护治理网络,加强行政部门协调,引入社会主体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参与,完善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与保护。应合理设定野生动物领域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处罚与刑罚的衔接机制。应通过《野生动物保护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修改,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立、改、废",来推动野生动物保护治理法律规范的体系化。     

社区治理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

社会资本是指某一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些特征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也有更多的例证证明,在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完善和推进社会资本的累积,可以有效的提升社区治理的效果,优化社区的结构和社会关系。在社会转型期,社区逐步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为担负起各种工作推进社区治理,不仅要重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入,也更多地要重视社区社会资本的建设。     

形式理性与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裁判

如何保证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一直是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项重要课题。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形式理性观,法律的理性化与司法的形式化是保证司法结果客观性的两个前提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刑事诉讼中事实裁判的客观性取决于刑事证据法的理性化水平以及刑事证据司法运作的形式化程度。然而,根据形式理性来确立影响事实裁判客观化程度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否可能,却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法律本身客观上存在的漏洞、法律相对于社会现实的滞后性、司法解释的弹性等方面的因素,使细密司法的理想很难实现。因此,对形式理性的理论预期,需要保持相对客观而冷静的态度。     

刑事和解的市（公）民社会基础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博弈互动的结果。随着市民社会的孕育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内在固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必然催生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因契合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民主、平等、宽容精神,又加快了市民社会建构的步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在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除了尽快完善刑事和解制度外,当务之急要转变国家职能,淡化报应观念,并使人权观念深入人心。     

清末保甲与城市社会治理

清末城市设立了保甲局等保甲机构,协助衙门负责市区的社会管理。城市保甲除了编查户口外,在设栅督更、厉禁驰马、治安巡查等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清末城市管理的重要力量。然而,面对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城市保甲难以适应新的挑战,最终被巡警制所取代。     

社会困境治理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困境主要描述的是由人的利己动机而引发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其行为表现是人们选择竞争还是合作的矛盾,这种矛盾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个协调、有序、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     

建立多层次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促进社会和谐

任何社会矛盾最终都反映到心理层面,因此心理疏导对于化解社会矛盾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心理疏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在于：为改革赢得宝贵的时间,并为彻底化解社会矛盾提供了依据。多层次的社会心理疏导机制至少包括医疗情境下和非医疗情境下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有助于增强民众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后者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公平理念,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增加对社会稳定的预期。     

公民社会与浙江农村的治理创新

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一个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概念的新理论——治理理论被引入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管理场域中。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为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浙江农村治理机制的完善,需要在公民社会的视域中探索民主治理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