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时期的外交与内政

五卅运动时期，外交与内政实已联成一体。最初，全国形成了一致对外的局面。段祺瑞政府顺从民意，表示要誓保国权，各地军阀也表示愿为后盾。不能说段以及其他军阀的外交表现全无真意，但他们欲借外交争媚群众，以巩固自己势力并进而促内政统一的动机也是很明显的。因此随着他们之间内争的加剧，对外运动反为外人所乘，终使五卅交涉未能达到既定的目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条线"外交战略的得失与启示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国团结广大亚非拉国家,反对美苏争霸的"两条线"战略:一方面使中国对外交往经受住了险恶国际形势的严峻考验,并拓宽了外交新渠道,大力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另一方面对我国内政与外交也产生了一些不客忽视的弊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论明太祖对外政策的变化及失败

在明史研究领域中,大概最经常讨论的人物要算明太祖了。过去,人们曾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到他的发迹、蜕变和内政,而对他的外交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即使是专门研究明朝对外关系的论著,人们也是把目光集中到他的儿子明成祖身上。然而,明太祖的对外政策究竟对明成祖有什么影响?明太祖对外政策的本身又是如何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这不能不是研究明代对外关系的一个开端问题,也不能不是研究明太祖个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商标交涉

商标法规的制定和实行本属一国内政,但在近代中国弱势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商标法规却遭致西方国家的诸多干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有关商标法的对外交涉,是中国在中外商标交涉中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商标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实行逐渐摆脱了西方国家的干涉,反映了国内工商业界的诉求,在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析美国人权外交的实质

美国“人权外交”是其人权职能由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向对外进行侵略及推行霸权政治的延伸。它维护人权是假,干涉他国内政是真,目的在于利用其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霸主地位,向世界各国施压,以膨胀其本国利益,其实质就是霸权主义。     

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策略

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勾结一直是皖系军阀被诟病的根本所在。综观皖系军阀与日本"亲善"的全过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虽然皖系军阀对日本的妥协与屈从是主要的,但单一地以出卖国家利益或者无条件地主动迎合并不是皖系军阀对日外交的全部内容。在努力换取日本对其支持的前提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也试图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抗衡日本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皖系军阀与日本在亲善的背后是利用、友好之中有戒备、追随之下有抗争、屈从之中有背离甚至妥协之中也有拒绝,这些复杂的历史动因与要素的相互交织才是皖系对日外交的全貌。     

人权三论

人权,曾被资产阶级作为一面旗帜,进行反封建斗争,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同时,也被他们用来欺骗广大劳动者接受资本的剥削和统治。当代资产阶级也经常假借人权之名,大搞“人权外交”,动辄对别国指手划脚,干涉他国内政。因此,对人权这个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法律、历史、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论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外交观

1928—1936年间,张学良与日本的关系成为引人注目的焦点,曾影响东北及全国政局。张学良对日外交观内涵颇丰一,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认识深刻,认为日本对中国东北早有侵略野心;推行“大陆政策”,意欲“统治全中国”;对中国采取武力与经济并举的侵略手段;中日问题绝没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二,张学良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一系列对策反对日本政府干涉中国内政;通过秘密外交策反推翻日本军阀内阁;对日外交完全听命南京政府,与日本的东北铁路交涉则寸步不让;倡导国共合作共同救国;提出唯有抗日才能求得中国统一。三,张学良对日外交思想的失误之处即九一八事变时对日本政府抱有和平幻想,希求事态不扩大;依靠国联外交,制裁日本;寄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但张对日外交观自始至终以抗日为主线,不愧为是民族英雄。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中的米谷转运出口谈判

1902年中英议修商约谈判是清末清政府积极修约实践的重要事件.这次修约涉及中英关系的诸多方面,并对晚清中外关系的整体格局有所影响.在这次谈判中,有关外人参与中国口岸米谷转运出口的问题,成为修约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中英双方几经会谈,签订了《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该条约使清朝取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利,实现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人权益进行限制的目的.在这次议修商约谈判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其在外交上维护自身利权的意识逐渐加强.在清政府积极修约态度的变化之中,还可以看出其中对外交涉与内政变化的密切关联,外交观念的转变中有对外国势力逼迫下政治经济主权利益的切实诉求.这种努力虽然不能改变屈从列强的大格局,但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出清末政府外交中值得注意的动向.光绪末年显露的清政府外交态度之转变成为国人外交观念转变之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