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近三十年来“中体西用”研究

近三十年以来,学术界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研究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夕研究主要集中在：该思想的提出问题;肯定其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以及思想的主要消极认识问题。第二阶段是90年代至今,学术界逐渐转换视野,研究取得了新进展：开创比较角度的探讨;否定该思想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突破“中体西用”不变论,提出变流论;以中国近现代化关系为视点;基于文化、教育视野等方面的新趋向。当然,成绩的背后,也存在不足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辩——兼论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在文化革新路径的选择上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方法论意义却具有跨时代的价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毕竟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未知文化领域的大门,促使中国人走出以往文化的固定圈子,真正"睁开了眼看世界",从此确定了"会同中西"、再造文化的思路和方向,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近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形成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培养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开放心态;二是确立了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三是形成了近代知识分子多元化的价值认同意识。     

儒学再兴与西学汲取--贺麟不赞成"本位文化思想"

《论语》、《孟子》是中国儒学资源的最古“地层”与原型 ,时至今日 ,儒学已经历多次重大层累过程 :缘起于孔孟 ,成功于朱、王 ,发展于民国。思想的“层累”主要指因新时代递变 ,社会新阶层迭出 ,各时期思想家对原型思想的新认识、新诠释与新发展。当代新儒家是陆王心学的现代殿军。陆王心学是孔孟心性学与佛学的“化合”产物 ,民国心学是融会佛学、结合西学的结晶。再次融会佛学以熊十力等人为代表。结合西学 ,开创“新心学”则以贺麟为代表。更新儒学 ,必须依靠西学 ,否则徒劳无功 ,为此贺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的思想” ,甚至认为中国儒学更新当重视对基督精神的汲取。“西洋文化之输入 ,给儒家思想一个试验 ,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试验 ,大关头” ,则说明他实质上已在警戒文化建设中的中国式“原教旨”倾向。     

洋务运动与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在传统“旧学”中孕育着向近代“新学”转折的内在动因 ,但促成旧学解体并导致其发展方向变革的因素却来源于西学。然而 ,“化西为中”的历史过程却启动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方面将自己的支点建立在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学的“致用”基础上 ,一方面将另一个支点奠基在西学的“实用”价值上 ,从而发挥了沟通中学西学的桥梁作用 ,并由此引发了传统中学的近代转型。     

“中学”、“西学”与历史文化传统——序《“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一书

一友人方朝晖先生多年来潜心于古今中外经典之哲理 ,每发之为文辄匠心独运 ,多有创见 ,启人深思。最近 ,以其历年研究之心得汇为一书 ,题名《“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力图为此百余年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作出一份理论性的总结。历史上所谓“中学”与“西学”既有其可比性 ,又复有其不可比性 ;过去人们所谓的“中学”与“西学”与今天人们所谓的“中学”与“西学”其涵义有连贯性 ,又复有断裂性。简单说来 ,这一问题和某些其他类似的问题一样 ,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问题 ,而过去的研究者往往执一以求 ,但执其为一贯 ,不…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孙家鼐最早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指导思想。而“中体西用”的思想则渊源甚早,如早期改良派郑观应、冯桂芬等均说过类似的话,《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不少文章都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词,是出于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劝学篇》中虽有“中体西用”意思,但并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文。这点已经有人正确地指出过。还有的     

西学"存在论"与中学"本体论"

Ontology是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可称为西学“存在论”,“本体”则是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有关“本体”的思想即是中学的“本体论”。以“本体论”译Ontology并不确切,但不能由于约定俗成的译名的不确切而否定中学“本体论”思想的存在。西方传统Ontology作为“是论”与中学精神比较隔膜,而西方哲学“传统本体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换,则为西学“存在论”和中学“本体论”的深层次比较提供了契机。     

“西学东渐”及中国近代开放观的演进

1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怎样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以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传统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861年至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不同提法。但他们多是用“本”与“末”、“体”与“用”这两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体与用和本与未,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命题“道”与“器…     

论“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在20世纪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并成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本文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发展到成熟 ,整个思想的形成过程 ,科学评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正确认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历史作用 ,对于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都有积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论“中体西用”

“中体,西学”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中西化认识上的差异是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避害趋利的防卫心理是其产生的真实动机;与顽固派反对西学的论战是其策略上的考虑。“中体西学”思想提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提供了契机,但其自身的矛盾,既阻碍了引进西学,也冲击了中学为体,必然导至洋务运动的失败。     

试析“中体西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18世纪在西学冲击下产生的,是晚清统治者的一种适应社会历史环境的经世观念。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发展潮流,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做出一定贡献。但是这种思想在其理论上有局限性。     

“西学中源”说探析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它风靡于近代中国社会,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渗透和融合的奇妙景致,在中国文化更新史上镶嵌了耐人寻味的纹理。本文拟对此说的由来、弥漫、分衍,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一番历史的探析。     

重新理解"同光体"作家的思想和创作

近代“同光体”作家常常被视为“顽固派”,其实是冤枉了他们。他们并不拒绝改革,也主张引进西学,他们只是反对完全用西学代替中学,仍然坚持以中学为本位,尤其是坚持中国传统道德的立场,这就是他们复古主义的依据。他们普遍采取一种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力图打通中西古今,复兴中国文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主义者,强调写诗要抒写自己的感受。他们在创作上有自己的特点,继承了古代文学“黍离之悲”的传统,达到近代很高的成就。     

“以人民为中心”城市发展观的三重逻辑意蕴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观的继承与发展。正确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观,需要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方面逻辑进行整体诠释,全面把握该主题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布局。城市发展自“物本”到“人本”的理论逻辑,在认识和价值两方面深刻阐释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城市发展自“时间”到“空间”的历史逻辑,揭示了中国城市发展变迁过程和城市治理全球视野的契合点,不仅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遵循,而且为解决世界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发展的重要决策和战略部署,为城市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实现了城市发展自“愿景”到“现实”实践逻辑的转变,也诠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价值意蕴。     

《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中国近四百年各派文化主张源流考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演变●“西化”与“全盘西化”●“世界化”与“充分世界化”●“中西会通”与“全盘化西”●“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说的由来●“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与“中西为体,中西为用。”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几种因素常常限制着人们的视野,妨碍了思想史著述的真实性:一是“人微言轻”的传统使小人物的创见易于被湮没,二是某种客观的时势使人们把某种并非创见的主张推崇为创见,三是研究者为标榜自己的新发现而轻易论定历史上某某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