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代理理论中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对最优契约影响的研究

本文考虑了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人和委托人对于不确定的自然状态可能会有不同的概率,另外还考虑了自然状态对代理人努力负效用的影响,对委托─代理模型进行了拓展研究,使原有模型成为一个特例。通过一个简化的委托─代理框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代理人对自然状态的概率与代理人可能付出的努力水平有正相关关系,而且代理人和委托人对自然状态的概率对最优契约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存在主次委托人条件下的委托-代理问题:理论模型和实验研究

在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 根据主次委托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不同作用, 建立存在主次委托人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模型, 并利用实验数据对模型结果进行实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 当代理人为次委托人付出的努力水平对主委托人存在外部性时, 主委托人支付给代理人的最优激励性报酬和代理人为主委托人付出的最优努力水平都将高于单一委托人条件下的情况;当代理人为次委托人付出的努力水平对主委托人存在正(负)外部性时, 主委托人获得的预期收益将大于(小于)其在单一委托人条件下获得的预期收益;代理人在存在主次委托人条件下获得的预期总收益将高于其在单一委托人条件下获得的预期总收益。论文基于主次委托人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不同地位拓展和深化了传统委托-代理理论。     

基于过度自信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本文以有关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过高估计公司信息质量条件下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理论,并分析这种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优补偿合同由两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和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内的努力工作成本;而次优补偿合同由四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努力工作成本、风险溢价和未预期到的意外收益.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公司信息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都将提高代理成本、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委托人自己首先要在公司信息问题上保持理性,其次是要雇佣在公司信息质量方面同样理性的代理人,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尽可能无偏地估计公司信息的信息价值.     

优化资本结构与完善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资本结构及两者关系 (一)公司治理产生的基础和内涵 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两权分离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和代理人作为"理性人"具有不同效用函数的条件下,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不可避免地发生,即产生了委托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要求有一套有效的制衡机制,规范、约束并激励代理人行为,以降低委托风险和代理成本,这成为公司治理产生的逻辑基础.     

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实证模型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CEO变更是由于代理人没有实现委托人对企业价值的预期,委托人以解除契约的形式来体现其约束机制的威力。为验证委托代理理论对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解释力,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前提假设,即委托代理关系的成立和企业价值低于股东的预期,构建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Logistic回归模型。选取2005年至2009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CEO变更、A股持续经营的上市公司样本,依据样本企业价值和企业性质的不同对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组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价值水平较高时,股东对企业价值的预期通常能够得到满足,导致股东依据企业价值水平变更CEO的可能性较小;民营企业由于公司治理水平较低,CEO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一定成立,这两种情况均会降低委托代理理论对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的解释能力,因此仅用委托代理理论来解释CEO变更与企业价值关系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跨国公司多层委托代理下的公司治理

只要存在两权分离,就有可能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跨国公司产权关系在国际范围的进一步延伸和分离,使单体企业层面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断突破边界至企业集团层面,最后发展为跨国界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跨国公司代理层级越来越多,关系越来越复杂,呈现出高成本和高风险的特点.跨国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人与代理人博弈分析表明,代理链的长度并不能决定公司治理的绩效,关键在于代理链自身是否能产生有效的传导机制.为此,需要化解跨国委托中的代理风险,降低其代理成本,对公司而言,对代理人激励要到位,相应地对其监督和惩罚也要同时到位;对外部而言,则需要营造一种共同治理的环境.     

无代理问题下的Z成本与代理均衡分析

传统意义的委托-代理框架下代理人偏离企业目标的"畸形"行为在无代理问题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即使无代理问题,作为企业所有者的经理人也并不总是追求企业的利润或价值最大化.对这种无代理问题下的低效率额外成本做系统研究,并分析和探讨了企业主是自己经营还是寻求新代理人、是寻求高质量代理人还是低质量代理人、是否更换当前代理人以及寻求多少代理人等所谓的最优代理和相应的激励问题.     

企业代理人激励机制分析

委托代理现象已成为社会上普遍的一种现象,如何正确处理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问题,使得代理人真正为企业发展而竭尽全力,本文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问题产生原因分析进而对其激励机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对关于如何提高代理人的工作效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言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企业激励机制设计

委托-代理理论的目标是寻求雇佣合同和信息系统的最优组合。一般来说,委托人总希望代理人的行为能满足其效用最大化,同时代理人也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然而,代理人的利益往往与委托人的利益并不一致。如何保障代理人能够完全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要求行事,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委托人对代理人工作的努力程度及个人能力的信息无法获得,从而产生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与代理成本分析

基于现代经济学公平偏好理论,通过扩展双代理人与注入刻画代理人之间关于收益比较的横向公平性偏好因素,改进传统经济学纯粹自利性假设下的单代理人的HM模型,设计包括横向公平偏好因素在内的新委托-代理激励机制,并分析非对称信息下的代理成本.结果显示: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委托人无需采取监督与控制的办法,只要雇佣横向公平性偏好程度尽可能高的代理人,就会尽可能减少代理成本,增加委托人的期望收益,这为解决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由于信息非对称所带来的高监督成本难题,提供了一条有效的新思路.     

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理人的效益工资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都不为0时,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提高,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将随着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减弱;当代理人没有效益工资时,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发挥作用.另外,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都将随着委托人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而且前者还将总是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和效益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后者虽然也将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总是随着代理人效益工资的增加而加强.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     

基于“不公厌恶”与“风险厌恶”的经理人持股激励契约

传统代理人激励模型建立在参与人自利性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引入"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因素,由浅入深地研究激励因素、风险厌恶和不公厌恶三者对经理人最优持股契约的影响。发现经理人的风险厌恶倾向导致其减低持股比例,激励因素倾向于使经理人增加持股比例,而不公厌恶使得经理人持股比例在1/2左右。当经理人努力是不可缔约的且经理人是不公厌恶和风险厌恶时,为激励经理人进行智力投资,必须赋予其一定比例的股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利益趋于一致,以降低由经理人不公厌恶产生的效用损失,进而降低委托代理成本。     

委托代理框架下项目投资的最优合同设计

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投资机会具有期权特点。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下,研究实物期权投资中的最优合同设计问题。考虑一个委托代理制的企业,委托人拥有推迟项目投资的期权,授予代理人执行该投资期权。信息不对称下,代理人有隐藏信息转移现金流的动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委托人设计合同,在该合同下,代理人将揭示真实的信息。在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分别建立实物期权模型,得到了委托人设计的最优合同。并通过数值分析,得到了如下的主要结论,信息不对称下,与信息对称相比,高成本的项目投资时机推迟,低成本的项目时机提前,投资期权价值减少。委托人的期权价值随着审核效率的提高而增大。当代理人越没有耐心时,委托人的期权价值越大。本文的研究为现实中的委托代理框架下的实物期权投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企业技术创新中的控制权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对技术创新中的控制权激励机制进行研究。在技术创新中,利用间接定价理论对人力资本所有者应享有控制权进行理论分析,而技术创新决策体现了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权衡,这种利益权衡机制是取决于控制权机制的。通过创建控制权分享下的技术创新决策模型,揭示了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控制权的情况下,虽然代理成本有所提高,但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努力程度也会将提高,企业经营绩效相对提高,同时模型也表明人力资本所有者享有控制权有利于抑制技术创新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公平偏好下双代理人激励契约设计研究

具有多个代理人的机制设计问题通常讨论代理人之间的竞争关系,并且假设代理人的行为不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和代理人的偏好只追求自己收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他人的收益。然而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多个代理人之间可能合作的现象,并且代理人行为受情感因素影响和采用公平偏好。本文考虑人的行为受情感因素影响下,探讨信息不对称下具有公平偏好的双代理人选择竞争或合作行为时的委托代理问题。给出了激励代理人竞争或合作的条件、提出了代理人选择合作后的分配方式以及分析了人的情感因素和公平偏好对信息租金的影响。在不同偏好下得到如下结论:(1)代理人选择竞争时均有更大的最优努力水平。(2)激励代理人竞争或合作的条件会随着公平偏好而发生改变。(3)竞争系数、单位产出带来的收入、自豪强度越大,信息租金减少量越大;嫉妒强度、同情强度越大,信息租金减少量越小。(4)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将促进代理人合作。研究结论可以应用于解决实际社会生产生活中委托人需要激励代理人去竞争或合作的两类委托代理问题。     

基于公平偏好理论的激励机制研究

传统委托-代理模型都是建立在代理人纯粹自利假设基础上的,本文将公平偏好理论融入传统委托-代理模型进行研究,分析委托人雇佣公平偏好代理人情况下的最优激励机制.研究表明公平偏好因素改变了传统委托-代理模型的许多结论,传统委托.代理模型仅是本文所建立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