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思考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完善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重要举措,也是党政领导干部问责下作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     

从官员复出失范审视中国行政问责制的漏洞及其修复

问责官员的去向与安置作为行政问责最后一个环节既体现行政问责的执行效力,也反映行政问责制度本身完善与健全的程度。问责官员"悄然复出"、"迅速复出"、"神秘复出"甚至"无痛复出"等失范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漏洞,如缺少对行政问责客体的后续跟踪和监督机制,问责标准模糊、范围狭窄,问责程序启动的内生动力不足,制度合法性自我消解等。重视并规范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细化并统一行政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及加强行政问责制度的执行力度是修复行政问责制度漏洞、促进行政问责制度建设、深化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评介

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主要有:资源依赖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这些源于经济科学的主流理论在应用于非营利领域时解释力有限。面对非营利组织问责问题,各理论不仅存在诸如问责近视、过度问责、象征性信息、多重问责失序、问责优先性错置、虚假代理和管家疑虑等操作性弊病,还有根本性缺陷。建构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不仅要兼收并蓄,还要从非营利世界的自身规律和问题中寻找出路。同时,西方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能够为探索本土化的非营利组织问责理论提供借鉴和启示。     

政府官员问责制度设计:基于问责程序的分析

在政府官员问责实践中,合理的制度设计是有效问责的前提和基础。问责程序是问责制度中必备的要素,在问责过程中能够为问责主体提供清晰可依赖的问责路径和可操作性的问责步骤和方式,对问责主体的问责行为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实现问责的规范性和高效性。总得来看,政府官员问责程序应包括问责触发程序设计、问责执行程序设计和问责追究程序设计三个环节。     

论西方异体问责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已经成为了我国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实现途径,被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亮点。问责制可以分为同体问责制和异体问责制,异体问责制度是问责制度的关键,它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有权机构或人员对政府的问责,其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约束让行政官员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文通过对异体问责制度的分析,结合美英等国的问责制度,提出了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分析与建构

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行政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日臻完善。然而,从整体而言,中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其制度设计还不完善,存在着诸如行政问责立法滞后、问责内涵界定模糊、问责主体指向单一、问责客体规定不明、问责范围涵盖不广、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明确、问责惩罚标准不统一、问责启动方向单一等问题。因此,中国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对行政问责主体、行政问责客体、行政问责范围、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行政问责方式和行政问责程序给予明确规范。     

中国决策问责的现状与困境——基于2003-2012年问责案例的分析

通过对2003-2012年间所收集的318个问责事件的统计分析可知,中国问责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问责和执行问责层面,而对于决策问责则非常有限.研究发现,当前决策问责最大的困境是决策责任认定困难,具体表现在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责任行为、责任结果和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决策责任认定实际上是一个责任评估问题,但是目前责任评估侧重于对行政执行及其效果的评估,而对决策的评估却重视不够.因此,加强决策问责首先要实现有效的决策责任评估.     

论监察问责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问责制度是该法中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规定还比较粗糙而不具有可操作性,包括与党内问责的关系还比较模糊、问责的主体和对象范围不清以及问责的程序和方式规定缺失等问题,亟需有关部门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予以规范。建议未来立法首先明确监察问责中的"责任"属性以及与党内问责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再明确监察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事项、问责的程序和方式等问题。     

委托代理视角下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的困境与出路

第三方问责较其他问责方式在独立性、专业性和问责信息广泛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解决非营利组织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需要引进第三方问责的方式.非营利组织第三方问责面临着社会评估公益基金匮乏、信息来源渠道窄、问责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确、问责机构建设不完善、问责能力弱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应通过政府引导和支持、扶持第三方问责主体在我国的发展、解决第三方问责机构弱小、法律不健全等问题;通过拓展问责信息的来源,解决因问责信息来源匮乏而导致的问责结果不准确的问题;通过完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建设,提高第三方问责的能力.     

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理性问责探究——基于41个特别重大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

生产安全事故领域中的理性问责状况如何?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借助于对2004-2015年41个特大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的分析,运用"理性问责"模型检验了问责对象的层级、 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 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和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 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研究发现,问责对象的层级与问责结果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责任结构、 管理关系、问责事由对问责结果的影响较弱;媒体关注度对行政问责人数和行政问责人员中副厅局级以上干部人数的影响较大.这一发现表明,在生产安全事故中的问责公平性有待提升.在生产安全事故中实现理性问责需要在权与责、 过与责对称性上继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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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编辑、校对/任伟2008年第一期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研究班在深圳举行为推进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受中央组织部委托,国家民政部于2008年7月15日~20日,在深圳市委党校举办了2008年第一期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加强     

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方法——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

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评估可以深刻地揭示其价值和功能,为制度设计提供客观标准和量化依据,是改进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重要工具和科学手段.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常常涉及多个因素或多个指标,评价是在多因素或多指标相互作用下做出的一种综合判断.借用数量学的方法并根据行政问责制度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先设计出行政问责制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问卷调查表,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来计算行政问责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分值,更能够体现出行政问责制度评估效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官员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官员问责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逻辑、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官员问责宗旨的实现有赖于建构较为完善的制度,当前需要重点关注问责的事由、问责的主体、问责的程序制度。但是,制度建构属于基础性的条件,是一个较为长期的任务,目前还应该选择坚决锁定行政高官为问责对象、特别重视官员问责的连带性、认真分析不同类型责任的承担方式、极力推行政务公开与透明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目前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的要点思考

目前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监督的要点思考李生明监督意识仍需强化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是党和人民所予权力的载体。正如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所言：“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对党政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为若不加以监督制约，就必然滋生和蔓延各种腐败现象。在我党的历史上...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图片新闻

5月19日,由中组部委托民政部举办的2009年首期全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专题研究班在江西省南昌市开班。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江西省副省长熊盛文在开班仪式上致辞。此次研究班成员是来自全国39个的县（区、市）党政领导干部,此外江西省22位县市党政领导干部和民政局长也参加了跟班学习。     

论中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

党政领导干部是指在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政府及其内设机构中担任领导职务的领导成员。近年来,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对我国党政领导干部提出新的要求。由于党政领导干部是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特殊人才,任何人才都有其自身的成长规律,所以,党政领导干部也具有特殊的成长规律。通过对我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成长的调查和研究,笔者总结出我国党政领导干部的成长规律。     

行政问责制的约束软化问题研究

2003年至今,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一直存在着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法律体系不健全、问责信息缺失、问责文化滞后等问题。以S市近年来的行政问责情况进行分析,呈现出行政问责的约束软化问题,通过分析表现影响、原因,提出了应对行政问责制约束软化的对策。     

对从科技人员中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思考

对从科技人员中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思考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课题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跨世纪宏伟目标的伟大进程中，如何建设高素质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提高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是摆在各级党委面前的重要课题。调查使我们感到，从科技人...     

中国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治理研究

腐败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毒瘤,是破坏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顽疾。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加大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治理刻不容缓。自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坚持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持续推进"打老虎",一些贪腐的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应声落马,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有效遏制了高层腐败蔓延的趋势。在肯定党政机关高层正风反腐成效的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治理的艰巨性、严峻性、复杂性,客观分析领导干部腐败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思想认知、法规建设与制度执行、决策机制、立体监督体系、廉政风险预警机制、家风家规建设等角度入手,推进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治理,有效钳制寻租机会与腐败空间,大力提升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