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放生仪式中的空间意义

放生仪式作为一种宗教表达形式,实则是佛教徒生命超越诉求的一种外化.佛教徒认为,作为一种方便法门,放生者可以通过对自然生灵的放生而回向福报,从而转换为自身灵魂的净化和生命的提升.放生仪式中各种符号的运用都具有这种灵魂超越、生命提升的转换意义.其中,放生仪式的空间设置不仅表达了一种伦理化的空间秩序,而且也是一种佛教独特的想象空间.通过这种空间隐喻,人们将一些空间关系投射到非空间,放生仪式就成了延伸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完成放生物的再生与人的生命超越和提升.     

敦煌愿文中的地狱神考述

通过愿文对冥界神灵的祈祷,民众获得了内心的宁静,疾病,战急和瘟疫将远离他们,正因为如此,愿文在敦煌的地位和影响几乎可与佛经相等同.民众对生死问题的关注是导致和加速佛教地狱思想中土化,世俗化进程的重要原因之一.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土府水官""保人可韩"进入冥界和冥吏张背后的动力,且这种关注并非只是来自某一个阶层,这恰恰相反好也雄辩地说明,把敦煌愿文中的地狱神公归类于民间信仰是有局限性的.     

从愿文复数表示法看复数词尾"们"的产生

敦煌愿文作为敦煌俗文学作品之一 ,与变文一样对于汉语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价值 ,它保留了唐、五代时期的原始状况 ,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当时的语言风貌。此文拟考察愿文中的复数表示法 ,试将其与宋代“们”的早期用例作一比较 ,并同元代白话碑中的用例相参证 ,考察复数词尾“们”(每 )发展演变的轨迹     

甘博藏西夏文《普贤行愿品疏序》研究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G21.055[10705]佛经为西夏文活字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它是陈炳应先生当年从古旧书刊中发现的,交甘肃博物馆登记珍藏的。佛经首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本文仅对疏序进行译释研究,通过对一些词语比较可以发现,西夏文译本并没有严格按照汉文进行逐字翻译,而是在理解汉文基础上,结合西夏语的特点或当时习俗对有些文字进行了改动。这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诵经来保佑国祚长久的美好愿望,而且也彰显国家佛教之兴盛。     

新疆吐峪沟新出西州回鹘寺院礼忏仪式文本研究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中部高台窟院遗址新出五件回鹘文文字资料提供了西州回鹘时期当地佛寺礼忏活动的具体信息。第54窟出写本残片可被比定为回鹘密教文献《上师赞》,文本体现了与已发现两种写本不同的特征,应为吐峪沟回鹘佛僧修习密教时诵习之稿本。第57窟出写本可比定为回鹘佛僧为礼拜北斗七星举行燃灯仪式之日历,反映了源出道教的北斗七星崇拜在融入汉传佛教后又被西州回鹘佛教徒继承,并在当时的吐鲁番地区流行。第57窟和51窟出土的三件墨书回鹘文“题牌(签)”则是迄今少见的西州回鹘时期礼佛、修习用物,提供了回鹘供养人和佛僧在寺院进行礼拜修习仪式的文字、文物资料。     

敦煌愿文社会交际称谓词研究

考察愿文中的社会交际称谓词 ,总结其发展变化的规律 ,找出其在愿文中发展演变的痕迹 ,并简要分析称谓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辨析──兼谈高昌回鹘佛教的社会文化意蕴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辨析──兼谈高昌回鹘佛教的社会文化意蕴刘元春迄今为止，在敦煌、吐鲁番等地考古发现的回鹘文佛经残卷中，《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所占比例最大，其卷写本、刻印本已达１８６种之多．它们都是依据汉文版本进行翻译的，不少还是汉族专家在北京、杭...     

关于敦煌文书《比丘法坚发愿文》的几个问题研究

敦煌文书中的《比丘法坚发愿文》是一位宋初的西行求法僧途经敦煌,在某次法会上为归义军政权重要人物发愿祈福而诵读的文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且《敦煌愿文集》中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本文试图对前人录文略做补正,并对其中涉及的问题作初步探讨.     

迁徙地客家文化及其本土化趋势——赣西北万载民间佛、道度亡醮仪式对比研究

客家迁徙地的民间度亡醮仪式往往分为佛、道两种.在传统观念上,佛、道二教的度亡法事在主持道士的民系身份、法事活动范围、法事过程中所使用的口语、所崇拜的神祗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差别.但现实中,佛、道两教的度亡蘸仪式却突破了身份、语言、法事范围分野等传统,在仪式节目上表现出了较多的形式趋同.佛、道民间度亡醮法事的趋同,表现了迁徙地客家与本土民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潜移默化的文化融合.     

弥勒信仰在新疆的传布

在佛教传统中 ,弥勒为未来佛 ,后来主要受到波斯的影响 ,产生了救世主思想和功德转让思想 ,这与佛教小乘自力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 ,是佛教史上的一大转变和进步。弥勒信仰在新疆以及后来在中国内地能够广泛传布、历久不衰 ,是与救世主思想分不开的。由于地理位置决定 ,印度佛教东传 ,新疆首当其冲 ,根据对吐火罗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等文献的详细考察 ,可知弥勒信仰在新疆传布很广 ,最集中的地区是龟兹和焉耆。弥勒佛在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佛教唱导与六朝宣佛小说的产生

作为一种重要的讲经仪式,唱导为实现其宗教目的借用了多种文学手法.正如佛教的转读、赞呗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一样,唱导直接催生了六朝宣佛小说.文人佛教徒创作宣佛小说时,一方面受唱导中的因缘譬喻之说的影响,在题材和情节上向佛经譬喻故事借鉴,另一方面又大量就近取譬,撰写中国化的故事来阐释佛经教义,表现出本土化的特征.     

汉、藏佛教演进路向之比较——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对当代和谐社会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共同体现了北传佛教的一般性特征,即以大乘佛教教义与经典的弘传为主,注重对佛法大义的领悟与发挥.但由于所面临的文化际遇及所处文化势位的差异,二者选择了不同的演进路向,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形态与组织结构特征.就整体思维特征而言,汉、藏两系佛教分别对印度佛教采取了不同的提问方式及继承发展模式.简言之,汉传佛教重佛之“心”,由“心”而立“法”;藏传佛教重佛之“法”,由“法”而明“心”.由此,汉传佛教形成了重圆顿、重简捷、重灵活性的修持理念与教化风格,而藏传佛教则形成了重传承、重次第、重体系的教法特色.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传统文化思想底蕴,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历程及其理论精髓对于中国当代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

《红楼梦》与佛道文化王平作为文化形态的佛教、道家与道教，有各自的宇宙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从思维方式来看，佛教主要是以非理性的神秘的直觉主义为特征。在价值观念上，佛教以“四圣谛”为基本内容，认为“诸法皆空”，...     

论佛教对中藏医的不同影响

从医学哲学角度对中藏医比较,有必要从佛教这一角度深入展开。佛教对中医的影响涉及理、法、方、药诸多方面,但“佛理”并未深入中医“医理”。佛教对藏医的影响则深刻而久远,藏医文化以佛为本,藏医医理通佛理,藏医医德即是佛教精神在医学上的具体体现。从哲理到医理,不仅仅是中藏医研究的必要,对中西医研究也有启迪。     

“佛主出世”说辨析

“出世”可以做不同的读解。当其意为不关心或远离世俗生活之时,谓之“佛主出世”是不符合佛教学说思想之实际的;当其意为超越世俗生活观念及追求之时,“佛主出世”则反映了佛教“出世间”的核心观点主张,突出了佛教修行乃了明心性、超越表象以证入至真之境的思想宗旨。     

西夏文《佛说百喻经》残片考释

本文通过释读、缀合英藏黑水城文献编号为Or.12380-0260(K.K,Ⅱ.0284.pp)与Or.12380-0534(K.K,Ⅱ.0231.h)的两件西夏文残片,指出其内容为《佛说百喻经》中的一则故事。此为西夏文《佛说百喻经》的首次发现,丰富了西夏文佛教文献目录的内容。     

从“六祖革命”到“人间佛教”:中国佛教人文精神的建立

印度佛教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佛”为本。中国佛教虽来自印度,但经过禅宗慧能的六祖革命,却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这一转变宣告了佛教中国化历程的完成。至近代,太虚大师等人致力于佛教改良运动,将传统重“神”重“死”的佛教改造成重“人”重“生”的“人生佛教”,实现了由“人本”到“人生”的转变。到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倡导“去恶行善”的道德精神、“平等慈悲”的平等精神、“利乐有情”的利他精神和“人间净土”的现实精神,而这些精神均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所以由近代“人生佛教”向现代“人间佛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佛教实现了由“人生”向“人文”的转变。     

论中国佛教忏文的产生及其演变

佛教忏文是佛教忏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佛教文化传播发展的产物,其实质是宗教礼仪文体.佛教忏文的产生有其异域宗教文化的渊源,原始佛教时期的忏悔文最初是作为维护僧伽清净、约束佛教徒修行持戒而产生的.佛教东渐以后,佛教忏文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三条基本路径:一是源自佛教律仪制度的作为悔罪仪则的忏悔文;二是伴随中国佛教忏法成熟而兴起的礼忏文;三是受世俗祈禳文化影响的斋忏文.佛教忏文是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晶,其产生、发展与演变的过程清晰而真实地反映了佛教传播中国化、世俗化的历史轨迹.佛教忏文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文体与文化之间天然而紧密的内在联系,为厘清多元文化价值下的文体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示.     

苏州玉坛扶乩中的西方净土信仰

清初苏州“玉坛”的扶乩活动中加入了西方净土信仰,强调往生“法门”.玉坛训导体现出了佛道兼修、三教同源的色彩,玉坛“明心见性”的教法是道教内丹学与佛教禅宗修心法的汇合之处,这一点成为玉坛接受西方净土信仰的思想根基.这一事例也体现了佛教的深度“中国化”.     

对佛教孝道观研究的反思——以释契嵩为例

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