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

元代沿袭宋代制度,在东南沿海各主要港口设置了市舶机构,履行对海外贸易监管的职责.市舶机构对海外贸易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出海贸易的监管、征收进口税、违禁品检查、优待中外客商等方面.元代的市舶制度在规范海外贸易的同时,其封建本质也限制和削弱了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试论宋代的舶货

在中国历史上,宋元时期是开放海上自由贸易的时代。除钱币、陶器以外,中国生产的高级丝织品、装饰品、文具等也是蕃商的交易目标。而为了获取这些商品,商人们到底会带什么样的东西去中国呢?肯定会有大量的舶货自海外输入。那么,在宋代海外交易的盛况中,对中国来说必要的舶货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一般都认为是香药、宝石之类。那又是怎样的香药,香药中哪一种最受欢迎,香药以外又会考虑哪一类?运送至市舶司的货物,未必都是南方的物产吧?本文试图在考虑产地等情况的同时,通过对进入中国的舶货的研究,了解宋代海外贸易的具体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参考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条(以下简称为《宋会要》"市舶")以及东洋文库本(藤田丰八手抄《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市舶"条)的一部分,将其中记载进入中国的舶货全部抽取出来,并按内容加以分类,做成分类表,逐次加以分析,考察这些舶货即输入品的特征,进而考察当时海外贸易的特点。作者将舶货分为植物(占80%)、动物(占11%)和矿物(占9%),发现植物类中的83%是香料、药和香辛料,显示中国人对香的偏好。最后,作者揭示,进口的奢侈品被分为呈送宫廷(起发)和剩余的由市舶司在当地销售(变卖)两部分,后一种行为使民间也能用上外来货品,提升了整个宋代的文化。     

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

在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香药消费普遍,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多样性、奢侈性、雅致性、部分市场化等特点.宋代外来香药大量供应、香药知识文化积淀、上层社会富裕的经济条件、奢侈的生活习惯等共同促进了当时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虽然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具有一些消极的作用,但是其巨大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香药市场贸易的繁荣,并促使当时香药消费服务韭的兴起,从而成为宋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一.     

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

宋代广大平民在日常社会生活中香药消费兴盛,并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市场化、生存性与享受性并存等特点.宋代外来香药大量供应、广大平民经济收入提高、上层社会香药奢侈消费的影响、香药知识文化积淀等因素共同促进了当时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同时,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对当时经济社会产生了一些重要影响,尤其是其巨大的消费需求促进了当时香药市场贸易的繁荣及香药消费服务业的兴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     

南宋市舶司初探

宋朝是中国古代市舶司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目前我们对宋代市舶司还缺乏系统的了解,本文试图探讨南宋市舶机构及其官员的设置,并由此对宋代市舶司制度的成熟和衰败,以及南宋泉广贸易地位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市舶机构的设置及称谓北南宋之交,各地最重要的市舶机构多在战乱中存续了下来。它们分别设在两浙路的明州、杭州等地,及福建路的泉州、广南路的广州。南宋时两浙路路一级市舶机构初设于杭州,绍兴二年(1132)三月移至秀州华亭县,称为两浙市舶司或两浙路提举市舶司。南宋初年两浙路     

两宋市舶贸易出口税初探

<正> 继唐代海上对外贸易蓬勃发展之后,在宋重商政策的推动下,两宋的市舶贸易尤盛于唐.这时的市舶贸易,中国方面有无出口税的问题,迄今未见认真研究.本文就此作一初步探索.一、两宋市舶贸易征出口税中国的对外海上贸易,自汉至唐,均未见中外商船在中国通商港口缴纳货物出口税的记载.北宋开宝四年(971)始置广州市舶司,对中外商船征市舶进口货物税,抽分实物,名曰抽解.接着又置杭、明二市舶司,制度同广州.关于市舶贸易是否征货物出口税,今所见最早的是广州置市舶司45年后的如下一则记载:     

试析两宋法律中的重海商色彩

宋代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士大夫乃至最高统治者中间产生了"义利双行"的思想,人们由传统的贱商抑末转向"通商惠工",注重用法律的手段调整商品经济,尤其是海外贸易,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市舶法体系.     

东南亚胡椒与明代社会经济

东南亚胡椒在明代的中国,其不仅是饮食调味、医疗保健的重要原料,亦被赋予了多重经济职能。在朝贡贸易、海禁政策、白银短缺、民间走私、隆庆开海等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作为舶来品的胡椒不仅成为明廷赏赐百官、奖励军功、支付薪俸的主要物品,市舶抽分、进口商税的重要来源,而且时常作为商品贸易的纽带和润滑剂,甚至有了货币职能的雏形。     

论明朝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

明朝的外贸税制极为复杂。朝贡贸易体制下的税制与市舶贸易下的税制有不同。即使在市舶贸易中，明廷对广东与对福建的外贸税制规定又有很大差别。本文着重分析明中叶后足以影响明外贸体制的澳门外贸税制，希望以此能理清明廷对澳门实施的外贸税制的发展脉络。一、市烟司提学与地方官员协同负责演门的对外贸易市舶司制度是明一代外贸管理中的重要制度。明初全国有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广东市舶提举司设于明洪武三年（1371年），设提举一人，从五品；副提举一人，从六品8其属吏目一人，从九品，统辖于广东布政司。明嘉靖以后广东市舶提…     

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

<正> 在明代,广东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地区之一。明代广东的对外贸易,若从贸易的方式看,可以分为市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明人王圻说:“贡舶与市舶一事也。……贡舶者王法之所许,市舶之所司,乃贸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许,市舶之所不经,乃贸易之私也。”①这种解释,在严格执行海禁时期,从法的观点来划分,分为合法贸易,即贡舶贸易,非法贸易,即商舶贸易,是对的。但隆庆以后,海禁松弛,允许海商出洋贸易,商舶贸易不再是非法而是合法的了。因此,本文所说的贡舶贸易,以王圻所说为据,商舶贸易则包括海商的合法非法贸易在内,并不拘泥于海商的非法贸易的叙述。今为便于叙述起见,先从贡舶贸易谈起。     

论17-19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

从清代前期到鸦片战争前夕,闽南人一直主导着海外华商网络,其影响力至今犹在.闽南海商集团崛起于宋元时期,明代中期以后,以漳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成为中国走私贸易的中坚.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为中国帆船的发舶地、清初厦门被定为往南洋贸易的发舶地、长期垄断对台交通和移民等,都是闽南人独特的发展机遇,从而使闽南人在发展海外贸易和海外移民、组构海外商贸网络等活动中占有先机.郑氏海上帝国时期是海外华商网络的黄金时代,以泉州人为主的闽南海商集团掌控了北起日本、南括东南亚地区的东亚、东南亚华商网络.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元代《市舶则法》的演变及其"官法同构"现象

元朝在宋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国家对航海贸易事务的管理,在设立统一管理机构市舶司的同时,又先后在至元三十年和延祐元年出台了《市舶则法》."延祐市舶法"是在"至元市舶法"的基础上形成,从出台之日至元末,大体沿用始终,并在具体运作中以通例形式加以发展补充.元代《市舶则法》具有"官法同构"特征,通过规范市舶司官吏及其他"官"的权利义务,确保元朝航海贸易事务的良性运作,并进而实现规范"民"的效果.这一法律规定属于对外管理章程,其主要目的在于约束元朝官民,确保海外贸易能为国家和民众谋取利益,而不在谋求海上霸权,因此就这个意义讲,《市舶则法》可被视为元朝对外政策由军事向商业转变的标志.     

明前期市舶宦官与朝贡贸易管理

永乐元年,明朝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同时差遣中使提督,市舶宦官成为朝贡贸易的实际管理者。正统以后市舶宦官经常兼任或转迁提督地方军务、海道、盐政、珠池等职,权势倍增。嘉靖初年,裁撤外派内官,市舶宦官暂时退出海外贸易管理。宦官主导贸易管理,不仅构成明前期朝贡贸易管理的特色,而且体现了明朝宦官势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我国走私废物犯罪的现状及治理

走私废物犯罪严重污染国内环境,损害人民身心健康,并冲击我国的废物管制制度,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走私废物犯罪的特点表现为犯罪主体多样化,且呈扩大之势;走私渠道以海上偷运为主;走私的地域呈蔓延之势;走私的废物以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为主;走私的有组织程度越来越高.打击走私废物犯罪面临的困扰表现为走私废物难以根治;打击合力不易形成;配套法律非常欠缺;鉴定机构选择两难.为此,应完善打击走私的法律体系;加强海关执法;整合执法资源;加强司法保护.     

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

汉唐时代,我国从南海诸国进口了沉香、檀香、龙脑香等大量名贵香药.这些香药入华的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通过南海诸国的朝贡贸易进入中土；二是南海诸国的商人通过驾船到广州等港口城市进行民间贸易的方式输入中土；三是波斯和阿拉伯的中介商人也常常把沉香、檀香、龙脑香等南海名贵香药贩卖到中土.这些被贩卖到中土的南海香药不仅被用于佛教、道教的礼拜仪式和儒家的祭祀仪式中,而且被应用到汉唐人民的世俗生活中,在诸如日常家居薰香、饮食加香、美容香体熏衣、疗病用香中,均可窥到南海名贵香药的踪迹.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黄纯艳宋代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海商或舶商。宋代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中的一个高潮。其中的推波助澜之功主要归之于那些航行于东西大洋的海商。由于两宋特殊的历史条件，海商空前地兴盛和活跃，并在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制度若干变动

《盟水斋存牍》是明末一部史料价值颇高的文集。作者颜俊彦,崇祯元年至四年任广州推官,《盟水斋存牍》就是他在任时处理的勘合、谳略、翻案、矜审、公移等的结集,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等司法及行政实务,对明末广州、澳门贸易及相关管理制度变动也多有记载。如海道副使原来督察海防,兼管夷务、带管市舶,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太监李凤、高寀督办粤、闽榷税,使海道副使的超常权力被剥离,退出市舶管理。明中叶主管朝贡贸易的清闲衙门市舶司重新掌管税收,还协助海禁、防范接济走私等,权势膨胀,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号称濒海贪泉。此外,广州、澳门的揽头、铺行、夷商纲纪也十分活跃,参与贸易。这些对了解明末广中事例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