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气象"——宋代理学视野下的诸葛亮形象及其思考

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给予诸葛亮极大认同,誉其具"儒者气象".在程朱理学看来,诸葛亮的"儒者气象"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审去就、知义利、效忠贞、行王政、为王佐、安天命;指出诸葛亮具"儒者气象"的原因是个人"天资甚美",不足在于"学术甚杂","习申韩之术",程、朱在治国、修身上亦受诸葛亮影响;诸葛亮具"儒者气象"带给我们的思考有:其"儒者气象"实为东汉儒家文化教化之结果,故儒学未来发展当回归教化之路;儒、法关系在一定程度可相互融通;当今吏治亟须强化官员的道德自律.     

论《三国演义》诸葛亮故事之移花接木

诸葛亮是《三国演义》里最光辉的形象,其塑造方法除在史实上进行夸张之外,其他诸如火烧博望坡、舌战群儒、七星坛祭风、二气周瑜、智取汉中、奉召班师等故事都是根据历史上其他人的事迹综合加工创作出来的。     

释诸葛亮“好为《梁父吟》”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乃悲士人立身处世之不易,兼讽为相者之不仁.<梁父吟>是诸葛亮历观古今士道与治道后,有所寄托而作,足见其器识之远大.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之志节与事业,裨益实多.     

试论《三国演义》诸葛亮退场的艺术处理

本文联系诸葛亮的出场,着重论述了对其退场的艺术处理问题。作者认为,《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的出场,一再铺垫,一再蓄势,给读者造成强烈的艺术期待,可谓“盘马弯弓总不发”,“千呼万唤始出来”;写其退场,一再渲染,一再回环,给读者留下无穷的艺术回味,可谓“一辞再辞终难去”,“人去神留意绵绵”。     

偶像的陌生化——《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范型及其衍生分析

《三国演义》生成的诸葛亮形象作为一种范型在后世小说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临摹和再现。笔者旨在借鉴结构主义功能单元方法论,在符号学与结构主义双重维度上,对作为脸谱、符号的诸葛亮范型进行切分,提取塑造范型的功能元素,重新阐释诸葛亮形象的内涵,并以《说唐》中徐茂公形象为例探讨范型衍生形象对诸葛亮范型的摹仿。     

诸葛亮“六出祁山”诸问题新探

"六出祁山"是诸葛亮驻军汉中后北伐曹魏的重要战略举措,其实际是五次,两围祁山,三出关中,并无六出之实;北伐斜谷道是褒斜道,建兴十二年兵出斜谷所走过的道路应不经过城固;首次伐魏魏延"子午奇谋"未被采纳是诸葛亮与魏延行军风格差异所致。     

《三国演义》中马超的悲剧形象

马超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位著名的悲剧性英雄人物。他武功盖世,英勇无比,然而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却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为了报家仇,马超与曹操打了4年,牵制了大量曹操的部队;他投奔刘备,凭借自己的能力,为刘蜀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镇守西凉和阳平关,既保卫了蜀国北门,又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马超在《三国演义》中前后变化太大,前期他英勇善战,霸气夺人,后期却谨慎小心,渐渐暗淡无光。得不到刘备的信任,自然也得不到重用,还任人摆布。特定的时期,独特的人生际遇,自然形成了马超特殊的性格。由于马超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使得他只能沦为权贵者们的附庸,自己的家仇报不了,郁郁不得志。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陈寿《三国志》中因没有记载诸葛亮的《梁父吟》辞，由此引来近千年争议。笔者认为：诸葛亮之《梁父吟》，实与汉魏时期传承汉代乐府关系密切，而记载于唐人书中的辞也是不容置疑的。汉魏文人好借乐府旧题改制新诗，乃一时之风气，且他们的乐府诗中，又往往透出悲凉的感情。这是历史现实所为，还与当时人叹息人生易逝，生命短暂情感一致。诸葛亮好为此悲凉之辞，乃时风影响，反映出他珍惜生命的思想，向外传达出励志有为的信息。     

《原道》“道心”说的文论内涵及其意义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提出"道心",既强调了对"道"的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又涉及到"道"与"心"的联系,从其哲学观"自然之道"的基础上进而推到文学观,所"原"之"道"其实质是"原人"、"原心",从而在"道心"说基础上建立起文学为人学、文学为心学的表现说理论体系。     

《三国演义》“七擒孟获”情节源流考

诸葛亮对孟获应实施过“擒纵”攻心策略,至于七次则不一定准确。一是缺乏必须做的理由,二是与先前待军众集合一并歼之战术原则不符,三是在现实中缺乏具体的地理环境支持。最早记载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华阳国志》多有将别人事迹附会于诸葛亮身上的例子,因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真相很可能是将蜀汉政权多人事迹附会于诸葛亮身上。《三国演义》七擒孟获情节丰富,罗贯中在史传和《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写出了给后人深刻印象的“七擒孟获”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