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修辞性:《金色笔记》的文学修辞批评

<金色笔记>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从文学修辞批评的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在宏观修辞层面上,"多声部"并存对主人公心理意识的分化,是从历史的高度在社会层面把一种特殊的性别结构拆解开,放置于政治、情感、文化等各种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强化了文本的意识形态修辞效果;在微观修辞层面,不同的叙事模式架构起了一个层次复杂的故事,叙事空间中人称变换、叙事视点自由切换促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真实感,叙事时间上的混乱对社会事件的共性呈现,与多样文体形式之间的相互渗透造就了艺术内在的张力,在文本里留给读者无尽的思考空间.     

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的交流模式研究

交流模式是指在作者、读者互动前提下进行文本分析,特别强调文本的意义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传递给读者。韦恩.布斯的《小说修辞学》和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是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交流模式转变的代表性著作。本文以这两部著作为理论基础,着重于费伦对布斯的继承与超越,探讨在修辞性叙事理论框架中文本交流模式是如何由作者本体论到作者、文本、读者循环互动推进的,通过文本交流模式发展轨迹和完善过程的描述,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叙事理论的优势和特长,而且使我们认识到,叙事理论的修辞性转向有着坚实的理论支撑,它为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     

唐赋叙事与修辞

从中国文学史叙事与抒情两大传统角度考察,唐赋似乎应归属抒情传统.然而,唐赋又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唐赋,特别是唐律赋,以辞藻华美著称,修辞在唐赋叙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修辞本身与叙事有着密切关系.从“叙事如何运作”的层面看唐赋赋前小序,作为赋的副文本,或为纪事,或如寓言,几乎都是有助于赋之主题阐释理解的叙事文章.而唐赋作家又往往运用丰富多样的修辞技巧来叙事,从而在赋的修辞与叙事之间建立起一条紧密相连的通道.     

性别政治与“上升的修辞”——希伯来经典关于女性书写的双重叙事

古代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女性在性别政治结构中作为“第二性”的不平等地位表现在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希伯来经典主导叙事中关于一个个女性命运的故事文本上。然而从整体叙事来看，其中同时也存在着女性不甘于接受父权制社会的绝对法则，寻求通过突破两性关系中既定的自身从属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在特殊历史关头获得了性别政治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的书写。她们对男权抵抗的行为与希伯来经典宏大的主导叙事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传达出另一种声音，这另一重叙事构成了关于女性书写意味深长的“上升的修辞”。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仪式叙事与创伤书写——以伍慧明小说《骨》为例

仪式不仅是一种蕴含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程式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构建文本的话语机制。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不仅将仪式书写融入叙事情节,也将仪式演绎为一种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形成系统的创伤诗学。以伍慧明的小说《骨》为例,小说叙事情节层面的分离仪式书写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暗喻创伤认知的过程;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书写为华裔群体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小说围绕仪式、叙事和创伤形成一套严密的创伤诗学话语机制,多层面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心灵创伤,突破文学叙事中创伤呈现的范式,同时拓展了创伤的仪式叙事疗治的可能性维度。     

新世纪小说影像化修辞设置

新世纪小说叙述的"影像化"意味,主要来自独特的影像化修辞设置,本文以《天鹅绒》、《望着你》、《陆犯焉识》等为例,分析新世纪小说各类影像性修辞设置在文本中的配合;探讨相对于其他非影像性文本,所表现出的"叙述的场面化"、"人物对话的叙事化"的总体特点。这些影像化修辞设置营造了新世纪小说独特的叙事效果。     

《小城春秋》的爱情叙事修辞

在高云览的《小城春秋》中,作家通过爱情叙事修辞手段的巧妙应用,让其塑造的形象可信、可亲或可恶,并将政治价值观念等通过形象的修辞渗透到文本中,使读者产生审美的悦纳过程的同时,艺术性的完成了对革命历史的叙事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肯定。     

从叙事作为修辞来看叙事与小说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叙事本质的探讨 ,来展开对叙事与小说关系的论述 ,认为叙事虽然已经取得了广泛普遍的哲学意义 ,但是它最好的体现还是在小说文本中 ,叙事与小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 ,由于叙事与小说之间的复杂关系 ,使得叙事作为修辞成为了可能。     

《铸剑》的叙事结构及修辞策略

鲁迅小说《铸剑》在文本内部表现出鲜明的读者意识,它将故事表面的通俗生动与深刻的思想意蕴有机融合,故事结构逐步递进,复仇意旨渐趋强化,但结尾处陡然一转,复仇的意义颓然瓦解。同时,小说始终贯穿着看与被看这一源自电影叙事的修辞,文本的意义在更为丰富的层面展示给读者。     

“乐—图”互文与现代图像叙事的修辞向度

技术媒介的发展推动了音乐符号的文本化实践,也创构了“乐—图”互文的叙事新形态。罗兰·巴特对“图—文”关系的修辞定位为“乐—图”互文提供了身份参照,艺术史上乐、图共谋性的审美实践与知识生产为现代意义上的“乐—图”关系提供了经验形态。依据符号表意比重的差异,“图主乐从”与“乐主图从”成为“乐—图”互文实践的两种主要文本结构,其中两种符号释义指向的关联程度决定了这一结构模式的修辞属性。而“乐—图”互文对图像叙事感性特征的强化、视觉信息的弥合、图像符号的时空承接与转化以及预述机制的架构则代表了这一修辞意指的显性表征,它在佐证这一互文样式修辞身份的同时,对技术媒介治下当代艺术的释义实践同样不无启发。     

缺少人物形象的案件事实——邓玉娇案事实认定的修辞研究

邓玉娇案的事实叙事在判决书中和公众当中各有一套说法,邓玉娇等涉案人员的面目在判决文本中显得模糊不清,而在公众叙事中却形象鲜明。尽管人物形象建构是司法审判中书写案件事实的一个重要叙事策略,但对某些案件来说,消解人物也可以成为一种修辞机制,这种机制往往与它的对立面形成叙事博弈,折射出个人在法律制度下的矛盾性,以及对自身存在的感知和把握状况。     

模糊修辞的叙述模式——语境、审美意图及文化认同性

将叙事理论运用于模糊修辞分析,多角度、多层次地展开对模糊修辞的研究,能为其提供一种创新的解读方法.根据叙事学理论,模糊修辞过程中影响交际效果的重要因素除了思想内容外,还有语境和审美情趣,而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又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具有文化认同性.     

叙事修辞阐释的若干原则——以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

叙事的修辞研究方法将叙事看成是一个具有目的性的交流行为.因此,叙事就不仅再现事件,其本身也是一个事件:在这个叙事行动中,某人通过再现事件来做某事.在修辞方法看来,叙事就是"某人在某个场合为某个目的向某个人讲述发生了某事",这个定义有几重含义:首先,它特别关注故事讲述者、听众/读者以及讲述的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它强调讲述目的,也就是承认叙事交流是一个多层次的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讲述者希望吸引听众/读者,并影响其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再次,叙事者讲述某事发生的过程中,他叙述的人物与人物之间有一个伦理的层面,同时,他的叙述本身和对这些叙述的接受也有一个伦理的层面.这样,修辞研究方法就既关注"讲述内容"的伦理,也关注"讲述行为"的伦理.本文拟以埃德加·爱伦·坡的<一桶阿蒙提拉多白葡萄酒>为例来说明修辞阐释的以上主要原则.     

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以伊恩·麦克尤万的《赎罪》为例

叙事判断对于修辞性地理解叙事至关重要,因为叙事判断既属于文本进程这一层次(作者创作的结果),又属于读者阅读这一层次。此外,叙事判断是通向三种相互影响的主要阐释层次的途径:形式层次、伦理层次和审美层次。本文区分了三种主要叙事判断:阐释判断、伦理判断和审美判断,提出了关于这三种判断之相互差异和相互作用的六个命题。本文采用这一理论框架对伊恩·麦克尤万的杰作《赎罪》进行了实证分析。     

符号、辞格与语境——图像修辞的现代图式及其意指逻辑

作为图像符号修辞性意义生产的现代实践,图像符号的表意阈限决定了多元符号结构共享与意义互动的叙事逻辑,由其形构的互文实践构成图像修辞现代图式的第一层级;由传统辞格演绎生成的修辞性意义装置成为图像修辞第二层级释义实践的典范样态,其与第一层级的互文形成了图像修辞现代图式的物理结构。而语境作为图像符号意指实践的作用机制则从显性与隐性两个层面规约着图像符号的意义生产与释义指向,其与符号、辞格层级的修辞实践架构了现代图像文本修辞实践基本的知识模型与结构框架。     

文体的“朦胧”与修辞的狂欢——王蒙《闷与狂》散论

王蒙的新作《闷与狂》采用了"反小说"的写法,由此导致了读者对作品文体认知的困难,呈现出一种文体上的"朦胧"。同时,作品也将王蒙式叙事语言推向了极致,陷入一种修辞上的狂欢。这种带有强烈实验色彩的文本是立足于未来的,其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在当下则可能造成一种接受障碍。     

对现代童话语言的叙事学分析——对话与修辞表达

本文用叙事学理论对童话语言的表层和深层特征做详尽分析 ,认为成人作者与儿童读者需要通过叙事话语达到心灵的对话 ;叙事学界定的转述语与叙述语分别在文本中所占比例的不同 ,直接影响童话审美性的强弱 ;童话叙事话语的深层特质是幽默和隐喻。在具体言语的修辞表达上 ,童话叙事话语又具有“模糊性”、“不可信”和快节奏等特点。成人作者对儿童思维与审美心理的模拟既在话语中传达自身的意图 ,又唤起儿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从而真正实现对话。     

论《红楼梦》人物的修辞关系

《红楼梦》写了几百个人物,众多人物之间的关系更是纵横交错、千丝万缕。这种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既体现在社会、血缘关系上,也表现为一种修辞关系。人物之间的修辞关系,是通过多种修辞手法的融合与叠加,建立起来的一种人物之间的超因果、超时间、超情节的纯粹美学意义上的关联。它架构起了人物之间关系的立体系统,构成了小说的深层结构。同时,它也饱含着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和美学的内涵,构成了中国古代叙事作品的艺术神经,成为中国古代叙事作品极富民族特点的艺术手法,值得深入研究。     

合作原则：违反与言外之意——《押沙龙，押沙龙！》的修辞叙事策略

违背言语交际合作原则是富于叙述模式创新的福克纳乐于采用的修辞策略.他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在两个交际层面上违反合作原则:一是文本外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层面,二是文本内叙述者之间的言语行为层面.显性的违反准则揭示了作者过度保护交流合作的修辞动机,因为读者会在这种标记性的叙述行为中发现作者的言外之意,获得作者预期的言后之意.     

叙事的修辞指向——詹姆斯·费伦的叙事研究

费伦从修辞学的视角来界定叙事,从修辞的手段、沟通性和目的性三个角度来展开具体的叙事分析。聚焦和不可靠叙述等叙事技巧在他的分析中成为修辞手段,对叙事进程和读者的关注体现出修辞的交际特征,对叙事伦理的强调体现出修辞的目的性。叙事学和修辞学的有机结合．使他的叙事研究体现出鲜明的修辞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