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以时文为南曲"考论

在嘉靖三十八年《南词叙录》成书的特定语境下,“以时文为南曲”具体指“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前场”是明清科举考试中考八股文的第一场,“前场语”即以“四书五经”和朱熹传注为主的八股文语言。这一论断揭示出明代中后期传奇创作对于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借鉴,其实质是戏曲与八股文两种文体间的影响与移植。     

《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

清初词人龚鼎孳的词集《白门柳》 ,以传奇的笔法记录了龚氏与秦淮名妓顾媚的一段情缘 ,它所表现的明末党社胜流对青楼名姝的感慕、推引之情 ,是明清之际社会风习的产物 ;《白门柳》作为联章词写故事的传奇性质 ,体现了明清之际以词为传奇的词创作观 ;而其将士女遇合与家国之思相结合的表现手法 ,则是《花间集》以来的艳词传统在明清之际的深化和发展 ,它对清词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昙花记》的叙事及其演出

明清是传奇作品涌现的时代,也是剧作家们在将戏曲作为长篇叙事作品创作的摸索时代。有些明清文人传奇创作在叙事功能上的不足并没有阻碍其演出的兴盛,这与当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俗文学推广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领域的问题。晚明曲家屠隆创作与演出的《昙花记》在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两方面并没有达到最好的叙事效果,但其演出仍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其中体现的戏曲规律启发人们重新审视戏曲不同于其他俗文学的生存方式。     

晚明“学风空疏”考辨

谈及晚明学风时,古今不少学者都这样认为:第一,晚明学风空疏。时人“空谈心性”、“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以致“学风荒陋”、“空疏顽固”。“自文成而后,学者盛谈玄虚,遍天下皆禅学。”第二,晚明学风空疏的原因是王学及其后学所致。“王氏之徒,废实学,崇空疏,蔑规模,恣狂荡,以无善无恶尽心意知之用,而趋入于无忌惮之域”。“晚明是一个心宗盛行的时代,无论王学或禅学,都直指本心,以不读书著名。”“由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盛行,士大夫以崇尚空谈性理相标榜,轻视一切经世致用之学”。第三,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是惩王学及其后学的流弊而兴,“明清实学则是对理学末流空疏之弊否定的产物。”上述说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仔细思索,不妥之处甚多。     

元杂剧与明清传奇的悲剧意识及其表现形态之比较研究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悲剧意识,但在其表现程度和表现形态上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嬗变。元杂剧里的悲剧意识多表现在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里,明传奇的悲剧意识多积蓄在政治悲剧和爱情悲剧中,清传奇的悲剧意识则多弥漫在历史悲剧和兴亡悲剧内,它们表现出来的悲剧情感也各有不同,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社会历史变化导致戏曲创作理念等诸多方面发生了变异。     

"唐宋八大家"称名说绎

“唐宋八大家”之称在南宋己见雏型 ,但正式提出则晚至明朝中叶。以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力倡“唐宋八大家”,是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虽然“八大家”的提法在明、清时期不时遭到非议 ,但因其的确代表了唐宋时期散文理论与创作的最高水平、具有特色各异的风格且为学者提供了习文范式而获得学界的广泛认同     

道教"存思"思维对唐传奇创作想象力的刺激

道教对唐传奇创作的影响,除素材或题材的层面,即道教想象奇特的思维成果如神仙、精怪、鬼魅等意象,作为传奇作家据以再创作的形象资料外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层面。道教的存思,虽然是一种虚幻的意识活动,但它把图画和文字描述在头脑中转化为活的形象的过程,在心理机制上与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基本相同。传奇作者们生活在道教文化氛围浓厚的唐代社会现实中,必然受到这种宗教思维的浸染,其艺术想象力更加活跃,更加开放。     

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文学的主要特征 ,一般以诗文见称 ,但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词作 ,其创作队伍是以“三杨”为主的台阁大臣。从前后两个阶段来论述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以此表明词作为极具抒情性和审美性的文学样式是远离政治的产物。     

酬之以情 报之以义——论孟称舜情理观的独特价值

晚明作家孟称舜作为言情派作家中重要一员,其戏曲理论一方面注意突出情的因素,另一方面持情与理相统一的情理观。其以《娇红记》为代表的传奇创作有着深刻思想内涵,对其中客观存在的节义观念应作辨证认识。孟称舜这种情理观有其生活基础和思想渊源,从作家对戏曲社会功能的体认、对晚明传奇滥情创作倾向的反拨等角度来看孟称舜戏剧思想中的情理观有其独特价值和积极意义。     

李渔"无声戏"小说观的文化哲学探析

把小说当作“无声戏”来看,是李渔对自己小说观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之间有机联系的深刻体认。李渔“无声戏”小说观,是晚明清初文化哲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也与李渔独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     

明代神仙道化剧简论

明代神仙道化剧沿袭元人创作，在题材、种类上有所拓宽，在思想内容由愤世逐渐向 崇道、济世转变，这一转变集中体现在由元入明作家、明初皇室成员和无名氏的创作之中。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多维视角下的元杂剧研究述评

20世纪元杂剧研究成就巨大,元杂剧研究更成为一门体系性的学科。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文献相当丰富,研究者从各方面对元杂剧进行研究,如元杂剧的题材来源、元杂剧中所体现出的民俗文化、元杂剧所体现的语法、元代文人与杂剧兴盛相互关系等。总体看来,研究者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研究视角的多维性是20世纪元杂剧研究的主要特点。     

论蒙元时代"乐府文学"的流衍及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

金亡至南宋灭亡(1234-1279)前的蒙元时代,就词曲嬗递过程的文学生态而言,“乐府文学”流衍的含义系指存在着一个“亦词亦曲”的阶段;其次则指在曲体体式形成、确立后,仍复有一个词曲并行而同被目为“乐府文学”的时期。词曲的合流为“乐府”而并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又因其所属音乐体系并非同一个,这种“并行”、“合流”也必然是阶段性的。元人广义的“乐府”观中是包含着那部分在蒙元特定时期仍然可歌的词体文学的,元人明确区分词曲的自觉意识乃萌生、形成于元代中后期。元人“乐府文学”观的建构的一个基本导向就是严雅俗之辨及其下的尊体意识,元人“乐府观”中的尊体意识最终结出的是“大元乐府”与唐诗、宋词有同等文学史地位的“鼎足论”。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总体态势

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中总体上贯穿着两种审美观念：一是诗论色彩较浓,侧重于华丽美意义的观念;二是剧论色彩较浓,侧重于素朴美意义上的观念。两种审美观念的冲荡融合激发出明清戏曲风格理论中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真理的颗粒”的思想见解,即以汤显祖、吕天成、王骥德、李渔等人为代表,对素朴关、华丽美这两种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的同时肯定,以及对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并互相融通的审美理想的倡扬。明清戏曲审美风格理论的发展态势,在戏曲雅俗的种种讨论中也得到深入表现。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

我国文学史的编写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在文学理念、编写模式和文体分类上受西方影响太大,而顾及中国文学的实际不够;二是客观叙述不够,议论、阐释、评析太多,未尽可能地还原中国文学的历史面貌;三是在元、明、清文学的编排上反映出明显的重小说、戏曲,轻诗、文、词、赋的倾向,背离了元、明、清文学仍以诗文为主体的基本事实。     

古典戏曲理论发展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环节——关于明末清初《西厢记》结局三类意见的思考

明末清初,关于王实甫《西厢记》的结局,在明朝中叶开始的第五本是“续作说”的基础上,曾引起较广泛的讨论。从传统美学、社会人生的角度来看,可把这场讨论中提出《西厢记》的结局意见分为三个相互混融的类型。本文认为这三今类型属于当时戏曲“案头化”和戏曲理论由重品“曲”向重论“剧”倾向的范畴;其中包含的对团圆之趣的突破、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则反映了古典戏曲结局处理理论向近代演进的趋势,在深层上反映出中国叙事理论和创作由传奇向写实的转变。     

明代文人神仙道化剧创作心态管窥

明代神仙道化剧承继元代神仙道化剧宣扬全真教理论,宣扬隐逸思想的理念。在主题和风格上体现出多元化特征,剧中带有浓厚的主观情绪,或追求以曲明志,或醉心于填词写心,或陶醉于自适解脱,在学仙访道中寄寓了各自的现实理想。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从“音律正变”理论到格调说——《唐音》在元明诗学嬗变中的理论意义

明代诗学以格调说为中心,对中国诗歌的美学结构和风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就是巨大的。为理清格调说的理论内含,必须对其理论来源进行研究。本文对明代前期——格调说的形成期理论的衍变进行了分析,汰去旧说对《唐诗品汇》的误解,着重论述《唐音》的音律正变理论对于格调说的导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