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的永生与“文化体系”的重生

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精神"和"文化体系"两个层面。文化精神是由普通民众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创造并且传承的文化信念,是与其生存需求息息相关的情感反应和生活实践规范,体现于其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而文化体系则是学界人士在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层面被大体解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具体来看,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以"求真"为旨的西方哲学取代了以"求善"为旨的中国经学。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话语体系的关键,必须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真"和"善"之间的关系。     

“文化安全”的悖论与“软实力”的正途

在历史体验和未来想象中形成的"文化安全"命题,将是民族国家长期应对的重大课题。对"文化安全"战略应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因为最强势的文化才是最安全的文化,而强势文化是通过文化自信、开放、创新、发展的实践逻辑获得的。文化安全不只是对于本土文化现状和当下价值的保护,更是对于文化未来发展潜力的坚信和发展方向选择的认定。文化安全是在不断接受强势文化的挑战和冲击的"不安全"的境遇中,不断发展自身而实现的;所以,维持现状的文化安全战略,只会成为自我封闭乃至保护落后的挡箭牌。文化软实力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体系对世界的影响力以及世界性的认同程度,"中国模式"最终应该是一种思想文化模式。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不只是弘扬传统,而是传统文化、当代文化与人类文化的融合;同时,不能缺少文化批判和文化反思的必要环节。通过"文化立人"——以文化"立"人、以文化"化"人,提升民族的思想质量,扩大人类的思想容量,是增强文化安全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真正目的。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的,一切"安全"和"实力"都是一个伪命题。     

“艺术界”概念的现代生成及学科对话

"艺术界"是一个现代术语,它与"艺术体制"、"艺术场"构成了一组家族似概念。"艺术界"在后分析美学家阿瑟.丹托那里被命名,成为当代文化中的关键词之一。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与布迪厄在此方面所做的结构性分析,以及德国彼得.比格尔对艺术体制之历史功能所做的深刻讨论,都令"艺术界"成为一个意义极其丰富的文化关键词。     

“文化”综述

"文化"是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综合体,它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该文从不同方面对"文化"进行了解读,并对"文化"的内涵、"文化"的演变和"文化"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论述。     

陈寅恪“河朔胡化”说辨析

在"种族—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陈寅恪提出了"河朔胡化"说。该说的问题指向在于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而非河北藩镇的社会属性。由该说引起的关于河北藩镇"胡化""汉化"的争论,偏离了陈先生提出该说的研究旨趣,应当有所修正。对河北藩镇客观存在的"胡化"现象,不应再做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着重考察唐代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知。唐廷在政治上的认同与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异见,表明了"胡化"现象虽然造成河北藩镇与唐代社会在文化上的差异,但并不足以引起双方政治关系的剧烈变动。     

“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之辨——法兰克福学派一个关键词的“症候解读”

"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原本就是同一个概念,但汉语在使用中习惯成自然地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套话语系统。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命运有关,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曾一度受到追捧但旋即遭到冷落。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本身是有缺陷的。它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批判,往往是出于历史的惨痛记忆而做出的过激反应和过度阐释,妨碍了对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公允评价。这就导致其理论存在明显的盲点和缺环,也使得对其进行"症候解读"成为必要。从对其所做的"症候解读"可以得到感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批判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源和历史借镜,但用以匡范现实问题则已不足为训,当今中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对其正能量,我们理应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     

“启蒙”的“民间”力量——论鲁迅、周作人的“鬼文化”文学书写

透过鲁迅和周作人对"鬼文化"的不同文化心态和文学写作,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去"重读"鲁迅和周作人的人与"鬼"纠葛的复杂形态.可以发现,鲁迅始终坚持着民间信仰的"启蒙"价值,而周作人则在"启蒙"之余退守着"自己的园地",孜孜于"生活之艺术"的理想追求.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新民”与“死生观”的纠缠——梁启超从“宗教”到本土文化的关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各国"尚武"风潮盛行,梁启超感到必须面对"死生"问题。在探讨支撑"死生"问题的理论根据时,梁启超认为其他国家的宗教各自有死后的世界,尤其是佛教追究到终极,而中国古代思想在这方面鲜有系统论述,这是一大缺憾。梁启超试图从佛教和墨学的理论中来探寻死生观的精神依据。但在讨论轮回的时候,梁启超不谈"无我",而着重于"有我",即他重视"有我"在世间的功用。梁启超得到心理学的后盾之后才谈论"无我",还提到墨子的明鬼论,同时要援用"魂学"来补足墨子的死生观。在梁启超那里,"精神"的含义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他原来将"不死"作为"精神"的表现,但后来逐渐将其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核心即"精神文化"而赋予其价值。与此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不能用西方宗教观念涵盖中国民间文化,将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文化而给予肯定。     

“多元文化”的悖论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问题

提倡多元文化的初衰无疑是反对一极化、一体化和中心霸权主义.有悖于提倡者初衰的是,多元文化的提倡也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落后的甚至低级趣味的文化思想和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权威政治思想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在很大程度上,多元文化也被广泛地、有意识地被误读为"文化平均主义".在"宏观多元文化"层次上的边缘弱势却在另一"微观多元文化"层次上变成了中心和霸权主义.在"微观多元文化"层次上新形成的"地域性或民族性文化霸权主义"就是只在自己以上的层面即"宏观多元文化"层上大讲多元性,而在自己以下的层面即"微观多元文化"层大讲统一性,把文化的多元性力图阻止到自身而止而不愿向下延伸.     

中国“文化”之“特质”及对待不同“文化”之态度——从《周易》谈起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大道之源",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起源于《周易》。《周易》认为"文化"的内涵,来自于"天文"、"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的"生",是其"天文"的主旨和基调。而"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来自"天文",而"人文"的主旨则是"仁"。"天文"是"人文"的形而上根据,"人文"是"天文"的价值表现。凡是文化都有其共同特征,但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亦有自己特殊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对待不同文化的正确态度,《周易》提出了"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观点,"理一分殊"是宋明大多理学家对其所持的观点和态度,而冯友兰则用"别共殊"的形上之内核,表达了同样的"文化观"。     

“普通”的微言大义——“文化革命”视域下的瞿秋白“普通话”思想

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是其"文字革命"思想的核心和目标,浸透着"文化革命"的逻辑。瞿秋白的"普通话"思想建构了追求绝对语言平等权利的语言乌托邦,并把革命作为这一乌托邦的底色,而语言又成了生成革命主体、营造革命认同的战斗堡垒。在"文化革命"视域下辨识其"普通话"思想的微言大义,具有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     

“现代性”议程与文化“公共空间”的衍变轨辙

由于"现代性"在中国仍是未完成设计的议程,因此用"公共空间"表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似乎更切题旨.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文化"公共空间"以现代大众媒体、物质性的公共构造以及具体的公共文化事件,共同见证了中国"现代性"进程.而1990年以来对"现代性"的反思,则直接引发了当代文化公共空间的裂变.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现代中华民族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及其“两化”

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以往我们主要探讨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人的生活与要求,变革它的内容与形式。而且,一提到传统文化,人们有意无意地以汉民族的文化为主要内容。实际上,在现代中华民族视野下观照传统文化,应该包括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因而传统文化的外延是极其广阔的。从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来说,运用传统的优秀文化来化转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因素,是当前我们需要努力去做的一项工作,在这方面以往我们做得很少。因此,本文提倡在现代中华民族的视野下来从事传统文化的"两化"工作。     

在“传统”与“发明”之间:关公信仰的社会文化功能演变

在当下,诸多传统文化被重新"发明",关公信仰作为关帝故里"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也在以"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贸结亲"为主格局的关公文化经济模式中被重新"发明",其社会文化功能在历史承继的基础上,也发生着当代的传统发明。透过这些社会文化功能演变,可以发现只有发生"在地化"的关公信仰,才能使关公信仰得以保持"原真性"而普遍流行。这一观点也可以推广到对于凡能体现统一国家历史的诸多神圣文化现象的研究之中。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中国“福”文化与北京奥运会“人文奥运”

"福"文化是中国文化长河中的一颗闪亮的明珠,也是中国文化神奇而富于魅力的文化因素之一。通过对中国"福"文化的理解和探究,来揭示出它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理念的一些契合点,旨在借助北京奥运会这一世界体育盛世舞台,来展示中国优秀文化,丰富北京奥运会提出的"人文奥运"的理念,使得"人文奥运"的理念得到真正实现。     

从泛称到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中外文化史上,"革命"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革命"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定的涵义存在语义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继承了西方现代革命运动的政治文化精髓。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革命"最初是泛称的,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主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成为一种特指。由想象现代中国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也是一种泛称,它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成为一种修辞的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特指,是一种历史的定位。     

论“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

"现代评论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重要的自由主义文化派别,它的产生是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激进思潮的一种制衡力量。"现代评论派"对中国思想文化做了一些理性的思考,这些思考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时代主流倾听,但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保持其道德热情的同时,又能以一种理性、务实、宽容的精神来解决所谓"中国问题"。这是"现代评论派"的文化选择留给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