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传统和神圣知识中的多样统一——纳斯尔《知识与神圣》述评

本文从纳斯尔的学术地位、思想渊源及其代表作<知识与神圣>的成书背景出发,对<知识与神圣>的主要内容和整体思想进行了评述.本文认为,神圣传统和神圣知识是<知识与神圣>的要旨之所在,纳斯尔以神圣传统和神圣知识为基础的多样统一思想对我们具有两方面的启发意义:第一,以"一神各表"为核心的宗教基型论;第二,对现代性问题的回应与诊治.     

纳斯尔教授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初探

当代国际著名学者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HosseinNasr)从比较宗教学的视角上,对伊斯兰教哲学与东西方哲学精神经过长期探索后,体认到“现代主义”观念对传统伊斯兰教本身所构成的挑战,从而提出“圣道伊斯兰教”观的宗教哲学概念。他并因此以及对传统苏菲思想和伊斯兰教哲学的挖掘和阐释而在伊斯兰教学者和西方学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其深刻的伊斯兰教“文化自觉”意义、和谐理念等积极因素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他的“圣道伊斯兰教”观,国内尚无评介与探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其作了述评:1.纳斯尔其人其学;2.“圣道伊斯兰教”观;3.对“圣道伊斯兰教”观的一些思考。     

神圣世俗社会--兼谈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观

宗教问题是一个热门话题,但对宗教的产生及其与巫术等等的关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笔者通过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的学习,结合著名学者的观点,拟对以往宗教学说中关于自然与超自然的论述及其仪式、功能,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巫术间的区别,作一肤浅的探索.     

宗教的神秘观念及其非理性因素——奥托与他的《论神圣》

宗教的定义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给宗教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不可能的,因为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来对超脱于社会的宗教进行界定,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藏彝走廊宗教社会学比较研究刍议

西南藏彝走廊是中国三大民族走廊之一。着眼藏彝走廊的大区域,针对其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特征以及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可以运用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从宗教的起因、宗教性与意义系统、宗教与社会秩序等方面展开对多元宗教现象的比较研究。     

藏族宗教文化的神圣性与象征性特点

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宗教文化是藏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特征,除了一般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外,还有其民族区域的特殊性和神秘性,即以信仰对象的神圣者为中心,以信仰为本位,以宗教道德为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以神佛的观念解释世界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对神佛、菩萨、高僧的信仰崇拜是希望的寄托,以解脱成佛为最高理想,即追求精神的解脱.把想象中的一切借助于象征物表现出来,强化了其文化的神秘性或神圣性.     

用新视野审视宗教问题——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

由中央民族大学知名学者熊坤新教授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内容体系设计新颖独到,研究方法复合多样,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材料翔实重点突出,分析透彻新见迭出,是一部用全新的视野探讨、析解、研究宗教问题的力作,有助于人们从宏观上全面了解当今世界的宗教理论与宗教政策现状及其走向。     

国族构建与宗教的现代化

本文是两位作者就中国宗教的比较研究从宗教多样性的研究、国族化与重新发现"宗教"、中国宗教与印度宗教的比较研究、中国宗教的特殊性、和谐宗教与文化多样性等角度进行的对话。     

宗教研究范式的比较:社会事实与经验宗教

通过回顾《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及《宗教经验之种种:人性之研究》这两本经典,比较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和詹姆斯的经验宗教这两种宗教研究范式。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两种研究范式,对今后解读中国社会的宗教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和谐宗教 从经开始——“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专栏引介

<正>和谐的宗教关系是建设中国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和谐宗教关系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建设和谐的宗教关系,宗教界和学术界都做出了热烈的讨论,提供     

知识之神圣性及其祛圣化历史与效应——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解读

本文的目的在于对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知识及其祛圣化”进行解读。首先。本文对知识的神圣性质以及各宗教传统中的神圣知识进行了阐述;其次,追随纳塞尔的思路,对西方的知识祛圣化历程进行了回溯;最后,对知识祛圣化之后的思想效应进行了描述。     

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的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以川、青区域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场所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渊源、演进历程、现时表达及未来期望。在具有藏传佛教传统的涉藏州县区域,以寺院为核心的神圣场域建构,是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川青涉藏州县的多民族复合文化语境下,藏传佛教的神圣场域建构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藏传佛教一方面不断调适以适应本土化的历史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教派之间竞争博弈与交往交流,形成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藏传佛教文化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在场的内在基础,并与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正反馈路径,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心理的地缘文化与宗教神圣场域叙事,而且还以人物交流、宗教传播及文化扩散的方式对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影响。同时,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川青涉藏州县多元文化语境的终极表达。     

神圣与世俗的相互建构——试析维吾尔族的宗教文化传统与艺术创作

本文通过对维吾尔族宗教文化历史的简要梳理,指出在其族群内部具有某种类宗教情结,体现为一种对宗教信仰体系本身的亲近与包容。多元的宗教文化不仅是维吾尔族艺术创作发展的背景因素,更是成为其艺术创作内在的推动力,本文具体从维吾尔族艺术创作的基本格局、制作惯例及形式特征方面进行分析。     

从满族的宗教信仰看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

清代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宗教政策是成功的。它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 ,巩固和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往。对我们今天的民族宗教工作也有其积极的借鉴作用。     

宗教信仰与族群边界--以保安族为例

“回回”原为一个以宗教来认同的族群集体。建国以后 ,国家承认了“回回”的民族身份 ,定名为回族 ,并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进一步将原一律包含进“回回人”中的别具自身文化特点的一些群体识别为单独的少数民族 ,如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这样 ,在甘青宁地区穆斯林社会中又出现了一道新的社会边界———民族。那么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 ,在这个由宗教提供最主要的社会互动关联体系的社会中 ,人们如何区分群体 ?怎样确定群体之间的互动规则 ?基于宗教信仰差异的社会边界和国家认定的民族边界分别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族群边界是什么 ?本文试图以保安族为例回答上述问题。     

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

源自古代中国文化的土地神观念,虽经历了各种演变,但至今仍是华人社会传统宗教系统的主要成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大伯公、拿督公等崇拜,就是土地神观念的文化延续与区域性变革,分析这种延续和变革,可以把握当地华人和非华人本土传统间之宗教观念上的互动关系。而要明白现今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祗之信仰,其分析须置于华人社会土地神观念的发展脉络之中。忽略了这个历史脉络的分析,可能会引致误导性的解释。     

Islamophobia and the Discursive Reconstitution of Religious Imagination in Europe

Since much of the discussion about Islamophobia has been concerned with positive-self and negative-other representations of Muslims, understanding it as a culturally racist discourse foregrounds the way Muslims are constructed as deeply threatening to the values and identities of the spaces they occupy. These representations invoke an essentialised and determinative Muslim culture that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central organising principle of Islamophobia: the belief that relies upon binary oppositions that allow its proponents to advocate a host of positive values, while repudiating and denigrating Muslims. This paper explains how Islamophobia can be conceptualised as the racist discourse that upholds a system of Eurocentric supremacy, a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universalising aspects of Western culture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racialised social system in Europe. By demonstrat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Islamophobic discourse, the paper draws attention to a wide array of issues ranging from the securitisation discourse,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Islamophobia, to its modes of articulation in specific European countries. It further argues that given the rise of racist, especially Islamophobic, far-right parties in European countries, combating Islamophobia becomes an institutional priority that requires outspoken and brave initiatives and persons who not only challenge this pervasive form of racism but also address structura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ffecting Muslims or those perceived as s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