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司学”的独特性

任何一门专业研究领域,都有它的独特性。舍此,便不能称“学”。土司学的形成,不仅是土司研究长期发展的产物,更在于它有独特的学术内涵。这一独特的学术内涵源于独特的土司制度史。自元以来,土司制度就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它对西南诸省的治乱兴衰,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西南各省之历史,土司制度的研究是无可替代的。土司制度的独特性表现是代表了一种区域社会管理的新模式;土司作为世袭的地方官,其承袭、朝贡、征调等规定,也与流官完全不同。特别是作为边疆地区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与明代东北的卫所制,清代蒙古的盟旗制、新疆的伯克制也是差异明显的。而现存众多的土司遗址、土司文化遗产更集中表现了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独特性。可以说,没有独特性的土司制度,就没有土司学的独特性。     

土司制与羁縻制、土官与流官的关系和区别

本文是从《贵州土司史稿》第二章、第二、三节中节选的,本刊略有删节。全书共70万字。一、土司制与羁縻制土司制度虽然渊源于羁縻制度,但又不同于羁縻制度,二者有本质的区别。羁縻制的官员多系贵州自原始社会崩溃以来     

无奈与必然的选择:土司分袭制研究

土司分袭制度是土司承袭的补充和完善,正式确立于清代的雍正时期。 土司的承袭直接关系土司的废立。 土司分袭 制有悠久的理论渊源和丰富的实践基础,是对土司承袭制度、职衔管理制度、边疆地区治理体制的不断调整和完善,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也是土司制度的变化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正确选择。 它不仅满足了土司家族的庶支、旁支获得了承袭土司 职衔的机会和愿望,而且平息了土司家族内部的纷争,也达到了朝廷削弱土司势力、分而治之的目的,最终为改土归流铺平了 道路。     

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简论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初封建王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本文从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社会的阶级结构、阶级关系以及土地占有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土司时期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指出土司制度下的湘西土家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应该是封建领主制经济。同时指出明末清初生产发展下出现的土地私有是湘西土家族地区封建领主制经济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化的重要原因。     

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元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对我国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管理制度,是从历代＂羁縻政策＂发展而来。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主要包括石砫马氏土司,酉阳冉氏土司,秀山平茶、邑梅、石耶和地坝四个杨氏土司。重庆土司制度包括职衔制度、承袭制度、升迁制度、惩罚制度、贡赋制度、土兵制度和教育制度等七个方面的内容。探讨历史时期重庆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有助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地研究我国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

明代广西土司制度散论韦东超论者一般认为，中国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自成系统的特殊的地方政权组织是从元代开始萌芽的，明清两代则是土司制度成熟发展以及走向衰落的历史时期。本文所论，主要着眼于广西土司制度。一、关于土流之界元代虽已建立起土司制度，但土司的职名、品...     

土司制度终结的三个标志

土司制度究竟终结于何时？其标志是什么？学界一直见仁见智,存在争议。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后,我国的国家政治体制史无前例地发生更替,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根本标志;民国政府对土司义务的彻底解除,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主要标志;各地土司原有各种特权的完全丧失,这是土司制度终结的重要标志。从不同角度探讨土司制度终结的标志,以期学界对土司制度相关问题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略论土司制度的作用与流弊

关于元、明、清封建皇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施行的土司制度,历史学界的议论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种看法:一是对土司制度完全肯定的态度,说土司制度是完全适合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制度;二是对土司制度完全否定的态度,说土司制度是极其反动的制度;三是两点论,说土司制度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我认为前面的两种看法失之偏颇,后一种看法较为合理,但未见深入论述。兹不揣浅陋,披陈愚见,以求教于民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     

土司制度瓦解的见证者——《尘埃落定》人物浅析

阿来的《尘埃落定》讲述了藏族土司麦其家族由鼎盛到衰落的故事。麦其家族由盛转衰是整个藏族土司制度走向土崩瓦解的缩影。在小说中作者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性格各异的人物,而其中麦其土司、傻子二少爷和翁波意西尤其突出、尤为重要。这三个主要人物在土司制度的瓦解过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但都共同见证了土司制度的崩溃。     

羌族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明代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地区,相继推行土司制度,清初又进行了“改土归流”,由此,羌族社会从封建领主制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制,成为羌族历史上极其重要的阶段。关于土司制度及“改土归流”的性质和作用,史学界、民族学界的认识并不一致,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措施予以科学地评价。现仅就文献及实地调查材料,谈谈我们的看法。     

土司术语与“土司学”的概念体系

在土司制度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土司学”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这些概念术语有力支撑着“土司学”的学科构架,是“土司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的重要基石。梳理土司相关术语,大致包括制度层面、土司群体与土司人物、土司时期的相关事件、土司地理、土司地区的社会生活、土司文献、土司文物与土司遗址等七个方面。     

永顺彭氏土司司治研究

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之战”前,溪州彭氏土司司治尚无法确定。“溪州之战”后,彭士愁“乃迁州城,下于平岸”,此州治实亦位于今之会溪坪。此后,永顺彭氏土司之司治,先后兴废、迁徙凡三处：龙潭城、老司城、新司城。其中,集军事、政治功能为一体的“土司王宫”-- 老司城是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不可多得的瑰宝。它是复原永顺土司社会结构、研究中国土司制度、中央与少数民族关系的重要物证,是研究土家族乃至华南民族史的重要资源。老司城选址与修建体现了自然地形和军事防御的完美统一,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不可多得的实物案例。     

论深化土司问题研究与“土司学”的构建

土司问题研究正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构建土司学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前土司问题研究应强调历史大视野,因为土司制度的推行、改土归流的实施都是在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大背景下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存在。同时,研究土司制度也要有历代边疆治理的大视野,毕竟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三朝治理边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治理模式。土司问题研究也要力戒泛化,要努力追求研究的深化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推动土司学构建的进程。另外,要重视开展土司学构建的理论研究,要注意土司研究社会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尽快组织力量,广泛调研,集思广益,启动《中国土司学概论》的研究与撰写则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土司学的构建,并不是土司问题研究的终结,而是一个新起点。     

关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终结土司制度的认识

土司制度曾是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元代创建,明朝完备,清代衰落,20世纪50年代彻底终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终结了土司制度,具体步骤和措施有三方面。首先,民族区域自治从制度层面否定了土司制度,自治区政府的建政程序抛弃传统的册封授职作法,土司头人虽在人民政府任职但身份变化。其次,共产党在“走上层”、争取团结及任用民族上层时,也积极培养农牧民出身的干部;新型民族干部成长锻炼,替代旧的土司头人,当家做主,实现干部的“民族化”。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改革”运动,通过民主建政、“‘土’离土”“枪换肩”等,在基层社会消除了土司制度残存的“土壤”。     

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土司学”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土司学与土司制度、土司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土司学是以土司制度推行运作的历史为背景,进而研究与之相关内容的一门专学。一个研究领域能否称“学”,取决于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土司研究的对象具有重要性、独特性、广博性和现实性,说明其本身是具备称“学”基础的。土司研究的状况,无论是研究的历程,还是当前发展的趋势,都显示出其外在条件臻于成熟。因此,土司学的产生有其必然性,而专门领域研究的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的需要,更突显出构建土司学的必要性。     

论土司学的广博性

“土司学”作为研究土司制度及其相关土司问题的一门专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广博性、现实性,成为称“学”的基础。而土司制度存在时间的长期性与实施地域的广阔性,以及研究领域的宽泛性、资料的丰富性、学科与方法的多元性,共同体现了“土司学”的广博性。正是缘于“土司学”的广博性,促使土司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同时又使之成为一个新起点。     

土司学：发生逻辑、研究指向与建设路径

土司研究逐步融合与渐进深入,土司学应运而生。作为一门专学,学界应当系统建构土司学。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土司学建构仍需从发生逻辑、研究指向、建设进路三个方面着力。既要避免土司学研究的碎片化,又要反对研究的泛化,同时要兼顾专学理论的系统化,这是建构土司学不可绕过的驿站。土司学建构尚处于探索阶段,其讨论并未尘埃落定。广大学者不遗余力地推动土司学的建构,2014年8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整合了土司研究的人员、资源和机构。《中国土司学导论》一书的付梓,是土司学建构的开创之举。土司学论纲、土司词典等系统性的关于土司学的研究,应成为当下学者们的鼎力之向。     

明代惠水八番土司探析

使用大量史料,对明代在惠水地区八番土司的治理措施进行了介绍,并从建置沿革、职官设置、土司承袭、奖惩、朝贡等方面作出详尽分析说明,从而揭示了明代土司制度的逐步成熟与完善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