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一场争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回顾

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国新史学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农村性质问题开展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辩论中,以理论斗争的形式反映了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是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斗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农村性质的问题已由民主革命的胜利实践作出了结论;中国社会史的具体分期虽然还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以马克思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李达与五四时期的思想大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通过斗争实现的。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开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就是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团结战斗,三次论战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李达,除了第一次论战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外,在后两次论战中,他一直都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卓越代表。     

厄尔曼著:《社会的科学:对魏特夫的生平和著作的理解》

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是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人物,他的事业和学识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敬佩和敌视。作为一位学者,他轻视象牙塔式的研究。1920年他参加过德国共产党,并为共产党的早期辩论作出积极的贡献,但他从未放弃过他的独立的和批判性的观点。1931年他暂时放弃了研究中国问题而投身到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去。当时共产党领袖正在设法消除德国法西斯的威胁。1933年他在集中营里渡过了备受精神创伤的几个月。     

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制度述评

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依靠惯例辩论、临时制定规则、初具形态、定型和完善四个时期。当下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分为一般性辩论和逐条辩论两种类型,二者在辩论目的和具体操作上有所区别。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制度具有参议院功能有限、元老院协调意见分歧和议会党团辩论前置的特点,辩论分工的明确性、辩论内容的细致性和辩论程序的公开性是其优点,程序设置较为繁琐、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和为行政机关所主导是其缺点。对德国联邦议会立法辩论制度进行考察和评析有助于为我国此项制度的建构提供借鉴。     

论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两者所争论的焦点,主要是辩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神呢?还是物质性的自然界?社会的“治乱由天”呢?还是治乱由人?“天”是创造一切的造物主呢,还是“天道自然无为”?在长期的斗争中,唯物主义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宝贵的财富。     

善良比聪明更重要

和儿子一起听电台的辩论节目，双方唇枪舌剑，斗争激烈。我问儿子：“如果是让你上去辩论，你愿意做正方还是反方？”儿子说：“其实各有各的道理，在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辩论会。正方反方都是抽签的，抽到哪一方就得替哪一方辩论，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会说，把对方驳倒你就赢了。”     

可以不聪明 不可不善良

和儿子一起听电台的辩论节目，双方唇枪舌剑，斗争激烈。我问儿子：“如果是让你上去辩论，你愿意做正方还是反方？”儿子说：“其实各有各的道理，在我们学校也有这样的辩论会。正方反方都是抽签的，抽到哪一方就得替哪一方辩论，观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会说，把对方驳倒你就赢了。”     

管理世界的委员会内幕

在华盛顿作出的决定塑造全球政治。可是,我们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如何作出的知道什么?本文独家透露在布什政府内部激烈进行的辩论,推动这种辩论的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团体忠诚以及赢家通吃的激烈的官僚政治斗争。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辩论的基本制度构造——以《议事规则》为中心的考察

香港立法会辩论具备"辩论导入—辩论运行—辩论导出"的横向结构和包括可辩论性、实效性、正当性等基本范畴在内的多层次规制的纵向结构。理解香港立法会辩论制度不仅要从规则表面形塑其基本制度构造,还要明白其背后的权力配置与制约原理。香港立法会辩论制度的演变符合香港现代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其具体运作过度依赖立法会主席的自我规制,存在偏离香港立法会独特辩论价值定位的可能性,使该辩论在处理香港与中央、行政与立法、泛民派与建制派利益冲突问题上面临道德风险、政治风险。     

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评左宗棠的塞防之论与实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中法战争爆发,大约历经十年之久。左宗棠是这场辩论中塞防派的重要人物。左宗棠何以坚持“塞防论”?是否偏废海防?塞防论及其实践在近代史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拟阐述的中心问题。     

试论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

一部中国近代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近代化而斗争的历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义和团运动究竟起了何种作用,这是关系到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有人曾把义和团运动说成是“反近代化的”对此,我们不能同意。现就管见所及,对这一问题谈些粗浅看法。 1 义和团运动虽然是一次旧式的农民斗争,但它与争取实现中国近代化的进步潮流并不是相对立的。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与争取民族独立这一实现中国近代化所必需的首要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毛泽东曾经指出:“帝     

不同辩论模式引发的文化思考

辩论成为一项国际间的语言竞赛活动只有二十多年,中国参与辩论并建立自己模式是在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两种模式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新素材。分析中国模式与议会模式的差异,有助于挖掘形成种种区别的文化根源,从而引起人们对辩论折射的文化底蕴的思考,同时开拓教育工作者的思路,也为辩论组织者和爱好者更新国内辩论赛赛制提供参考。     

辛亥革命期间的“专制”论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武昌首义,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达成急需变革现实和体制的共识,西方政治学术的流传则促成中国与欧美、日本国体、政体的比较研究.各阶层通过报刊辩论,将中国落后腐败的症结归于皇权专制,至于变革方式是采用自下而上的革命还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是种族斗争还是民主革命,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各阶层存在分歧,最终,革命行动结束了理论争辩.各种“专制”论的传播以及抛弃专制体制的要求使各派之间达成妥协,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巨大社会变革.     

《盐铁论》的经济及政治问题辨析

盐铁会议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涵盖中国经济及文化史上的很多重大问题,内容丰富,研究价值较高。然而,由于盐铁会议讨论范围广泛、问题分散、体系性不强、局部言辞模糊,客观上造成了后学研究盐铁会议的难度。基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视角,通过对《盐铁论》辩论内容的系统梳理,指出盐铁会议的辩论重点整体上是围绕着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全面展开的,并涵盖几乎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的具体问题,对后世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路径产生广泛的影响。盐铁会议是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一次重要事件,系统梳理其内容及辩论的主要问题,对于全面解读西汉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中的诸多问题都大有裨益。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但这些信息为更多人所知却是在17和18世纪。对中国的大规模发现始于访问过中国的耶稣会士寄回的各种报告的出版以及他们向欧洲介绍中国经书的译作。这些知识在学术界被不断地讨论,最初是耶稣会士和宗教阶层,接着是启蒙运动的信徒。它们同时也成了整个欧洲就福音传道方法或"礼仪"的种类而引起的广泛辩论中所使用的工具:中国的贤明形象、自然神论、开明的专制政体,这些都为意大利及欧洲的思想家们的辩论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同样的,关于"中国礼仪"的争论最初只限于教会内部和不同教派之间,但慢慢地就冲破了宗教论争和福音传道方法的限制,牵涉到了更广泛的议题: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体系还是一种宗教?讨论的对象也变成了对宗教本身的定义、文化与信仰的关系、对上帝的看法、不同社会的价值观相对性这些问题。这些信息从而被用于更深层次的辩论之中,中国的体系被当作是这样或那样的国家的和道德的观念的标准。启蒙运动将辩论的焦点集中于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中国体系的"合理性"上。因此,一种或多种关于中国的传说就如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意大利滋生出来。我们将介绍几种观点,其中从无条件的赞美到苛刻的批判都有。意大利的作家们参与了欧洲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战并考察了最新出版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我们可以把他们分为三类:"亲华者"、"排华者",及以调和的方法破除关于中国的早期传说者。     

英国平民院立法辩论制度述评

为推进中国的立法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完善相关立法制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英国平民院立法辩论制度的程序和规则进行了考察。分析表明,英国平民院立法辩论制度尽管存在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总体而言,其在辩论主体、过程、规则和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上仍体现出一系列优良的品质。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边界演变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边界问题是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的产物，历经中俄、中苏、中国与独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漫长谈判，最终得以解决。由于清朝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失误，使得问题复杂化。虽然中吉解决了边界问题，但此问题时不时被拿来用作其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反华、排华的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