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从联结导向和治理机制两个维度出发，构建不同联结导向及其差异化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探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践逻辑。研究揭示了4种不同的联结类型及其治理机制：类型A（能力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强调市场机制在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中的作用； 类型B（能力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通过政策扶持和环境优化提升小农户生计能力； 类型C（权利导向型联结-市场治理机制）侧重于市场化方式激活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红利，保障小农户生计权利；类型D（权利导向型联结-行政治理机制）则采用行政主导方式强化小农户生计权利保障。同时，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以巩固拓展农地“三权分置”改革成效为契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在联结过程中的作用，优化合作经营与可持续生计的协同制度体系。但是，小农户联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过程中，必须有效防范因生计能力不足和生计权利缺失导致的经营效能低下及其衍生风险。     

金融联结信誉传递机制对农户信贷配给效应

信誉机制是缓解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制度补充。从信誉机制中的信誉传递环节出发,建立信号传递博弈模型,探究金融联结中信誉传递的制度优势。基于金融联结信贷模式的信息传递均衡分析,提出研究假设：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以改善农户信贷可得性和信贷数额;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可能存在中介效应。利用陕西省725户农户实际数据进行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析“农户＋农民合作社＋银行”的金融联结模式,并运用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Bootstrap方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证明通过农民合作社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农户信誉信息,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用评级反馈,金融联结的信誉传递机制能使农户信誉起到抵押品替代作用,对改善农户信贷配给起到积极作用。     

党组织与社会组织联姻双赢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把社区社会组织作为联结各个社会单元的重要纽带，探索出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双培双促双发展”的互动双赢“三双姻缘”。     

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的演变与创新

以分工、交易、合作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的形成原因、演变脉络,将其分为基于“熟人社会”形成的人际关系纽带、基于“收益捆绑”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基于“组织创新”形成的组织联结机制、基于“服务叠加”形成的服务联结方式、基于“产业融合”形成的产业联结方式等五种联结模式。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的演变,要受公益性与经营性服务边界的调整、农业经营兼业化和专业化二元分化趋势、农业服务主体类型和服务地域的选择格局、农业生产性服务要素市场的完善程度、涉农二三产业联结农业生产经营的需要等因素影响。未来,要适应农户分化趋势从多维度策略性地推进农业生产性服务联结机制创新。     

嵌入性视角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机制——基于浙江省G村的案例分析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浙江省象县G村集体经济发展经验作为案例，引入嵌入性理论的分析视角，对该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实践机制和基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G村集体经济受到三重结构性力量的嵌入作用，即通过市场嵌入的形式，建立了公司制的市场经营模式；通过关系嵌入的形式，激发了社会资本的力量；通过组织嵌入的形式，确立了村集体统筹的组织地位。嵌入性发展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农村经营模式改革、熟人社会中互助精神以及基层治理权威效应。因此，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协调集体经济“市场—社区”双重属性中的内在张力并构建起多重联结机制。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项目导向型企业的组织机制研究

项目导向型企业组织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使企业能够以工业化的效率去满足个性化的需求,它对企业在变化、创新时代竞争力的增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项目导向型企业组织机制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了剖析,特别揭示了矩阵式组织方式中的角色误区。在此基础上,对企业部门与项目组、项目组与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设计,提出了以流程为载体、以角色为基础、以绩效评价为驱动力的项目导向型企业的组织机制。     

双重赋能：社区居委会治理转型路径研究——基于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实践的分析

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基层社区治理成为治理的重心,而社区居委会作为联结政府与居民的纽带和桥梁肩负重要的历史使命。如何发挥基层社区自治组织的引领、服务和纽带功能,不仅需要政府部门的放权赋能,更需要支持性、平台型组织赋予基层社区居委会现代的社会自治能力。调研中发现,由社区居委会派生的X社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实践呈现了居委会治理转型的路径探索,体现出政府部门和社会专业力量的双重赋能。一方面政府部门给予其行政合法性、项目扶持与资金支持、标准化建设以及身份话语权的支持;另一方面外部的支持型社会组织提供专业能力的培育和资源链接,而其自身在地化的本土性社会资本形成天然的禀赋。社区居委会在治理转型中应当立足于搭建社区居民的再组织化和信息服务平台,联结社区治理场域的多元主体,合理利用“行政性”资源和“社会性”力量,发挥其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乡村治理的组织基础:一个分析框架——基于安徽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案例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乡村结构转型和社会变迁背景下,乡村振兴面临内生性能力不足的挑战,需通过共建共治共享的合作性治理凝聚乡村振兴合力。合作性乡村治理以乡村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为前提。通过对安徽省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村企发展联合党委”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重塑重构了乡村社会秩序、信任机制和公共领导力,这对促进多方参与的合作性乡村治理具有基础性作用,而联合党委作用发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村民生产生活目标、企业的营利性目标、基层政府的公共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利益联结。本文由此尝试构建了“组织重塑—利益联结—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实现合作性乡村治理要注重组织基础,通过组织重塑合理界定与规范基层政府利益、尊重与实现企业利益、保障与发展村民利益,可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带动乡村富民产业发展,构筑多元一体和互利共享的利益实现机制等,这些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繁荣发展的合作性乡村治理的基本框架。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制度困境与制度创新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热点议题。在探索社区治理的制度选择过程中,从多中心治理模式到合作治理模式再到公民治理模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话语权增强,行政力量对社区治理的控制程度逐渐减弱,这是社区治理过程中制度选择的帕累托改进。由于社区的异质化和碎片化特点,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诸多制度困境,“名实分离”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问题严重遏制了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社会组织发展不平衡、服务能力不足和服务机制不健全等现实问题也影响了社区居民的受益水平,因此创新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就成为大势所趋。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过程就是构建社区契约和形成价值理念共同体的过程, 在此期间政府的引导作用不能完全淡出,需要通过“政府购买+ 政社合作”的方式展开社区综合服务,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机制拓展社区活动空间。社区组织发展的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资本建构,社区居民可在非完全信息动态中放大循环累积效应,从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     

关于2014年度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的公告

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倡导和推动社区体制、机制、组织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创新在城乡社区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城乡社区在创新中发展,功能在创新中完善,治理水平在创新中提升,经中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决定,在会员中开展第二屠“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社基发展奖”分设“社区发展奖”、‘社区发展创新奖”和“社区发展贡献奖”三个奖项。     

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的社会支持

社会转型的发生使社会弱者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凸现出来，社区社会组织从产生起就承载着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使命。单位体制的改变等因素使得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转移到社区，其中包括对社区内社会弱者的救助与服务。社区社会组织对城市弱者提供社会支持的作用越来越大，社区社会组织在帮助社区下岗人员再就业、救助社区残疾人、服务社区老年人、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协同政府管理社区“社会弱者”事务及动员公众参与“社会弱者”的支持工作中做了积极探索。     

再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

对我国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在上文探讨其源泉机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就动力的合成机制、转化机制、传导机制和作用机制进行初步的探讨和说明。动力的合成机制人们之间通过各种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经济组织等形式,把单个人的或不同经济单位的分散的动力联结成具有某种共同作用方向并产生一定的整体效果的“合力”,这     

我国现阶段典型社区管理实践模式述评

社区管理模式是社区管理体系的一种外部表现形式,它以相应的组织机构及职能为基本内容.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上海市卢湾区为典型的政府导向型、东北老工业基地以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为典型的社会导向型以及发展中的华中地区以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为典型的混合型3种经验型社区管理实践模式代表了我国现代主要的管理模式,分析其利弊之所在,能为我国社区管理实践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有益参考.     

顾客导向型政府及其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组织的“顾客至上”管理思想引入公共组织。“顾客至上”管理思想打破了传统的生产者导向型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以顾客为导向的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文章介绍了新公共管理视野下，顾客导向型政府的理念及其基本内容，以及建立顾客导向型政府的政策举措；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情，提出了顾客导向型政府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几点有益启示。     

关于2014年度社区发展奖评选活动的公告

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关于“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倡导和推动社区体制、机制、组织和治理模式不断创新,更好地发挥创新在城乡社区发展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使城乡社区在创新中发展,功能在创新中完善,     

公众对湿地价值和保护的认知类型与差异——基于辽宁大洼县的调查

基于辽宁大洼县的实地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分析表明：公众对湿地价值的认知分为四种类型：生态调节导向型、生计发展导向型、发展旅游导向型和净化环境导向型;对湿地保护的认知也分为四种类型：合作发展导向型、宣传教育导向型、经济参与导向型和法制监管导向型。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公众类别等4个维度分别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公众自身特点及与湿地关系紧密度的不同导致他们对湿地价值及保护的认知存在显著性差异。推动湿地保护工作,必须加强公众之间和交流和合作;重视社区居民的生计问题和拓宽他们的收入途径;尊重社区文化和发挥文化资源价值;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并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     

领导行为、员工合作与集体创新——基于浙江省小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浙江省164个小企业的样本,探讨了任务导向型和关系导向型领导行为对小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尤其是研究了员工合作行为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任务导向型和关系导向型的领导行为均对中国小企业集体创新活动有着间接影响;员工合作行为在关系导向型领导行为和小企业集体创新活动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而员工合作行为在任务导向型领导行为与小企业创新活动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就该结果进行了探索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