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

少数民族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诸多缺陷是少数民族民间纠纷解决纠纷机制正常运行的主要障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于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弊端、非诉讼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缺陷以及二者衔接的不合理.     

完善边境贸易纠纷解决机制的法律思考——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近年来,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案件呈逐年上升的均势.本文分析了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产生的原因,探讨了目前解决此类纠纷的主要途径及其现状.最后提出解决好内蒙古边境贸易纠纷的法律对策:健全和完善内蒙古中俄、中蒙贸易纠纷解决途径;与俄谈判解决“灰色清关”等顽疾问题,最终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贸易纠纷;加强对俄、蒙边贸经营者的法律宣传教育,增强与蒙古国、俄罗斯的司法交流.     

社会契约与国家法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实践方式——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作者对三江侗族民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状况以及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契约、村委会及老人协会调处为代表的社会救济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论述了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程序和实体法实践在内的动态体系;揭示社会自治力在国家现阶段不被重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选择空间较小的社会现实;倡导重视社会契约和社会救济以激励社会自治.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广东跨界水污染纠纷处理机制探讨

以广东跨界水污染纠纷为例,考察国内相关立法、实务中跨界水污染纠纷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探索调整优化行政监管能力,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跨界水污染纠纷处理协调机制等相关体系解决跨界水污染纠纷。认为,由于水环境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但是人为行政区划却使这种整体性被打破,由此引发一系列弊端和纠纷,造成跨界水污染事件频繁发生,水污染纠纷处理成效低下。     

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公关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纠纷解决的裁判者多为当地的民间权威,纠纷解决的程序通常是非正式的,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广泛运用"调解"结案,纠纷解决通常采用当地的习惯法或规则.当前少数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制度规范与保障能力不到位,组织建设与决策能力有待提高,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不强,政策解读能力与执行力弱,问题搜寻与预警能力差等问题.因此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危机公关,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与国家法互补,建立科学的危机管理组织体系,优化处理机制,加强政策解读能力,强化领导力,强化预警机制,多措施、 合力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     

和谐社会视野下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与变革

任何社会任何地区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少数民族地区不例外.但是考虑到民族地区纠纷凸现的特点,解决这些纠纷时应该有独特的思路.改革原有解纷机制时要秉持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念,具体措施包括吸收各民族"民间法"的合理部分,提高民族地区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设立和完善多民族共事的多元的非讼解纷机制,理顺各种解纷方式之间的关系等.     

明代队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明代以来青海草场纠纷及解决路径,认为处理草场纠纷时不仅要以一种开放、稳健而宽容的多元文化态度,尊重地方性文化和民间解纷机制,而且还需要用人类普同性价值即当代社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思考、看待与处理草场纠纷.     

清代黔东南锦屏苗族林业契约的纠纷解决机制

清代,在边远的黔东南锦屏苗族、侗族地区,发育出了发达的人工林业,所产木材畅销长江中 下游各省。苗族人工林业中的财产关系主要依靠林业契约进行调整,而林业契约之所以能够良好 地发生作用,并不在于有国家法的保障,而在于林区苗民形成了一套本地的契约纠纷解决机制,寨 老等民间头人在契约纠纷解决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苗族习惯法则是契约效力的后盾。     

清代岑巩契约文书的法文化内涵与价值

传统社会讲究以和为贵，对于民间细故的纠纷处理往往交于民间社会力量进行自我解决。与此伴随而生的是，契约在民间社会活动中大量地被使用，形成独特的契约文化。作为清代贵州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载体，岑巩契约文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社会价值理念为现代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南岭走廊族群的语言接触与互动 ——以萌渚岭中段贺州为个案

贺州地处萌渚岭中段、 湘粤桂三省区交界地带,这里世居着壮、 汉、 瑶、 苗等族群.这些语言族群长期以来与汉语方言族群毗邻,随着经济、 文化的交往,语言接触互动成为必然.区域族群语言互动的原动力来自彼此的多层次需要,其差异根源在于族群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及文化语法.这种差异表征在语言上为语言符号的非对应性,族际互动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互动的形式通常有语言互用、 词语互借、 语法互适,不管何种形式,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族群个体或群体认同的基础上.语言的彼此认同互动,有利于语言和族际关系和谐.     

清代前期红水河流域的经济活动与环境变迁

红水河源自云贵高原,所流经的广大岩溶区域,环境脆弱而敏感.清代前期,随着大量人口迁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壮、彝、布依等民族杂居,从事农业与矿业开发活动,致使这一区域森林面积不断减少,上游地区的红土流失现象加剧,致使河水含沙量急剧增加,这是红水河名称得来的外在原因.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是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机遇.民族地区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必要性和历史、区位、资源、人文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民族地区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具有9种模式和3个层次,而风险主要表现在边境安全、跨境犯罪、民族宗教及生态保护等方面.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和枢纽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规避风险,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是当前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课题.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骆越国雄踞于南越国的西南部.南越国对骆越国的统治是松散的,骆越国有较强的独立性,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     

自治州自治立法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竞合及消解

自治州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实践形式,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自治立法权.随着《立法法》的修改,自治州将获得类似于地级市的地方立法权.当前自治立法权因为内容模糊、权限不明、程序不清等原因导致立法质量不高且立法效率低下,在实施中遇到重重困难;地方立法权则具有内容明确、操作灵活、权限具体等优势,稍有不慎将会影响自治立法权的顺利实施.自治州地方立法权相对于自治立法权是一把双刃剑,有必要厘清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本质上的差别,使二者在各自的范围内独立行使互不干扰.另外,还要从总体上规划自治立法权的实施条件,明确上级机关与自治机关的权限,完善自治立法权行使的各项具体制度,使自治州在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同时,促进自治立法权的有效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