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与社会建构

探讨作为跨境民族的缅甸傈僳族的多重认同的历时性演变及其动因,并分析多重认同演变与其社会建构之间的关联性。认为因族源、地缘关系,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原来广泛分布于中缅边境的傈僳族成为分居两国的跨境民族,在其民族(族群)意识与社会建构方面显现出其作为跨境民族的一些明显特征。     

中西方乡村地区基督教本土化的特点比较

乡村地区基督教的相关资料对于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乡村地区基督教的发展是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发展状况可以清晰地揭示出当地的基督教本土化进程是如何进行的。本文就对中西方乡村地区基督教本土化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比较,以揭示出基督教在当地的作用及影响。     

动力与方向:民族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生产力因素的文化分析

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性基础源于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作为人的生命解释系统以及生产力根植于社会生活的双重基本事实,使得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二重性特征.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技术革新或每一次方向选择,都是“他者”与“我者”双重因素交互作用的一种存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是现代生产方式的...     

傈僳族的跨国迁徙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述论

傈僳族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其迁徙动因、路径、规模与影响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异同。将民国以前傈僳族迁徙史与藏彝走廊空间拓展联系起来考量,可以深入与细化藏彝走廊的民族迁徙历史与族际关系研究,并反思以往藏彝走廊研究中空间固化或裹足于境内研究之不足。     

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以桂西北仫佬族聚居地为例

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网络的演变是透视社会关系变迁的重要窗口。基于对桂西北仫佬族地区家族、村落、市场三重圈层关系的考察,发现社会流动、现代文明以及媒介技术加剧了“原生”社会网络的式微与重塑,由亲缘、地缘构成的关系网络和互助体系日趋松弛,呈现出时空延续、非地域化、市场化等特征。在民族地区迈向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重塑仫佬族新社会网络的“根”与“魂”,将“原生”社会网络的重塑与新社会网络的构建并行并重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碰撞与冲突--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传播特征探析

近代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西南地区的侵略而来的.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与云南部分少数民族社会原有宗教信仰及其生活方式、传统习俗以及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发生了碰撞和冲突,从而显示了与中原内地不同的传播特征.     

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及社会影响

近代青海由于地处内陆边陲,传教士基于近代青海多民族、多宗教状况,制定适合青海地区的传教方法,形成了近代青海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特点,作为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对近代青海社会产生了影响.     

傈僳族的昨天和今天

我很自豪自己是个傈僳族.朋友聚会,当介绍我是傈僳族时,总有人问我:"傈僳族?很少听说过呀!人数一定很少吧?"其实,我们傈僳族并不是一个小民族,据1990年人口普查统计;傈僳族人口共57.48万多人.傈僳族主要聚居在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其余的分布在丽江、保山、迪庆、德宏、大理、楚雄等州及四川省的西昌、盐源等市、县.我们傈僳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早在8世纪以前,傈僳族就     

乡村产业的发展韧性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散杂居地区民族村落的实地调查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是指民族乡村产业在面临内外环境变动时,借助于当地某些特定的关键性要素,维系自身持续发展或创新发展的一种主动解决问题和自我调适的能力。调查发现,M村在产业类型、用工、合作、经营等方面形成独特的韧性。关系网络、社会组织、民族文化、治理体系等关键性要素,分别呈现出产业发展韧性的生成逻辑。当前,正确引导民族乡村产业发展韧性,由此激发其内生动力,对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间的良性互动

本文的良性互动是指国家与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中的各种人群、各种组织之间,通过语言或某种手段传播信息而相互发生积极作用的过程.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表征体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四个方面.这种长期稳定的良性互动关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共同的价值理念,二是健全的互信机制,三是恰当的管理模式.只有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推动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民族团结,实现“和谐共生”的目标.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宗族组织的结构、特点与作用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宗族组织的结构包括宗祠、族谱、族训族规、族长及族田.宗族组织具有族内的等级性、族长的权威性、执法的宗法性、族田的福利性等特点.由于明清中央王朝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族组织提供支持,这无形之中鼓励了宗族组织的快速发展,故使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不仅成为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成为维护中央王朝统治和封建宗法伦理秩序的有力工具.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运行特点

明清时期西南民族地区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运行特点十分复杂,主要体现在"家国同构"的一致性、"因俗而治"的差异性和合作共赢的依存性三个方面.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没有一个个家庭的富裕,没有乡村社会的支持,就没有国家的强盛;没有强大的国家对家庭和乡村社会强有力的保护,乡村社会就不会有安宁的生活.因此,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上下互动、有效合作的关系.     

论凉山彝族亲属间的对立关系、三角结构及其在纠纷中的作用

凉山彝族人际关系中广泛存在着亲属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在涉及第三方时可形成三角结构,以防止纠纷或达成纠纷的调解。对立关系是调解人调解的资源,也是凉山彝族社会"少讼"的机构性因素,但对立关系容易使纠纷解决过程沦为关系之争。     

边界、边民与国家——跨国民族研究的三个面向

边界、边民与国家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之后,世界范围的近现代国家边界逐渐形成,如今任何国家都以国家边界为治权界限.边民的出现是由于国家边界的出现而出现的,跨国民族往往属于边民的一部分,而其存在的前提是国家的存在,即国家边界的存在.因此,跨国民族研究主要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面向,即边界、边民与国家.当代国家无一不是追求边界、边民与国家的有机统一,跨国民族在国家未来发展走向中, “和平跨居”是最好的选项.     

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中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的喜闻乐见形式研究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了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还提出了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的要求,包括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创新其宣传教育的形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是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的核心内容。要把握新历史方位的新要求,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走进群众、深入群众,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入脑入心,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形式生动活泼、喜闻乐见。要依托于“喜闻乐见”的伦理精义和价值特质,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深化内涵、丰富形式和创新方法,构建生活化、常态化、制度化宣传教育机制,推进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共同富裕。     

论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户口的调查统计与入籍问题

在明清王朝大力推行户籍、赋役制度的背景下,无论是桂东、桂中流官统治区,还是桂西的土司地区,都对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户口进行了调查统计,而桂东、桂中的熟瑶、熟僮先被纳入户籍系统.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桂西改流地区的少数民族户口被编入户籍系统,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土司户口虽然仍未入籍,土官却进行了调查统计,并上报地方官府备案,成为官府管理土司地方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