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再思考——以龙山县捞车村为例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重要平台,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意义重大,自2009年试点建设以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捞车村为例,探讨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借鉴。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再思考——以龙山县捞车村为例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的重要平台,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意义重大,自2009年试点建设以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以捞车村为例,探讨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借鉴。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以咸丰县官坝村为例

民族村寨是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载体,也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特色经济的重要平台。有利于促进贫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与民族文化传承、生态保护协调发展,促进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在特色村寨的建设中,有成功的经验,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发挥政府、当地居民、企业及社会各界的力量,促使特色村寨保护试点成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民心工程,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德政工程,造福少数民族群众的幸福工程。     

特色村寨建设、民族文化旅游与反贫困路径选择

民族村寨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兴起与发展在拉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在当前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时代背景下,特色村寨建设对民族文化保护、人居环境改善、产业体系构建等方面所提出的内在要求,促使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与思考民族村寨旅游中存在的问题,并探寻推动民族村寨旅游进一步发展的对策,从而更好地与特色村寨建设主旨相结合.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现代化发展探究——以闽东地区少数民族村寨为例

不同民族的各具特色村寨,是一个民族智慧、创造力以及文化的结晶.这种独特的民族村寨往往承载和表现着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闽东地区现有42个少数民族,20.8万人,其中畲族18.9万人,多分布在上金贝、溪塔、霞浦等地.本文通过对上金贝与溪塔两地的畲族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的研究,发现当地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局限以及对当地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探究.     

浅谈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政策实践及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机遇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是新时期的一个新课题,本文在全面摸清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云南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政策实践中取得的成效,深入分析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机遇,为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提供参考.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发展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在一定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自1发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活文化体系。自2009年试点建设以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综述的形式,分析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意义,探讨合理的发展模式,结合当前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以供借鉴。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发展研究综述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在一定的历史和地域条件下自1发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生活文化体系。自2009年试点建设以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综述的形式,分析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的意义,探讨合理的发展模式,结合当前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一定的政策建议以供借鉴。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意义,近年来已被纳入国家战略展开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应该坚持依法、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积极、人本、完整、保护与发展、尊重习惯等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工程展开的灵魂、核心,是指导工程运行的根本准则.     

福建畲族特色村寨乡村振兴路径探索——以三明大田东坂畲族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乡村振兴的重要性,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乡村振兴是我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大田东坂畲族村为例,通过对福建畲族特色村寨的深入研究发现,特色村寨建设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弘扬畲族特色文化、乡村治理实践探索、重视乡土人才培育等方面...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