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在场”——本体论转向中法律人类学的实践演变

本体论转向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兴起的重要学术思潮，它影响了法律人类学研究。文章从作为“场上”博弈手段的法律、治理“场域”的法律和社会子系统的法律三个维度的分析入手，指出法律的“在场”即透过法律实践理解和再述法律与社会间的交互关系，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中开展理论创新的基本趋势。由此，文章提出我国法律人类学研究也应注重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考察法律在社会关系中的实践，注重以理论视角将二者视为有界存在转变为关系性存在，以中国为主体、以中国经验为基点展开理论探索。     

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举行

西南人类学不仅以广袤的西南边疆地区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为研究对象,同时拥有基于地域特色的理论建树和方法论的探讨,既立足于本土实践场域,又呈现出中/西东南亚学术与地缘对话的特色。2013年6月29至30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西南人类学论坛”在重庆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新时期”、“新概念”、“新命题”。     

田野中“何物存在”——以人类学实在观为焦点

无论表现如何不同,人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形成关于对象文化的认识.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认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田野作业的基础性使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得到充分强调,与此同时,也可能让研究者陷入未经反思的实在论承诺,以致忽视必不可少的认识论考量.不幸的是,这一倾向在目前的人类学界仍然很普遍.在此背景下,本文借田野中"何物存在"这个问题引出关于人类学实在观的讨论,在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情境中审视实在论的困局和不可避免的建构性,进而从理论的维度反现人类学表层实在、深层实在、关系实在和解构实在四种实在现的变更脉络,为人类学实在现的建构与反思创造必要的认识论语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研究

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是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也是呈现田野作业成果的文本书写范式.民族志方法被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等多种学科引为学科方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建立在田野作业基础之上的应用型学科,民族志对其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文本书写尚存在诸多不足与问题.建构科学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志方法论体系,需从民族志研究范式和文本书写范式两个角度出发,将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相结合,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独立的学科理论方法.     

村域经济转型研究反思

在分析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核心理念及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长江三角洲村域经济转型研究的初步实践,构建了村域经济转型研究框架,同时提出在研究方法上应融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以期取得良好的研究成果.     

日常之蔽：以三江源厕所变革为例透视田野细微经验

民族学/人类学是关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研究，但是最为日常的排便或上厕所行为在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却是缺席的。尤其是人类学家自己如何在田野中解决这一问题，极少出现在他们公开出版的著作中。然而这一最为学者所忽略的现象，却与社会结构、宗教仪式、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洁净观念等诸多人类学的研究主题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厕所问题逐渐受到国外人类学界关注。这有赖于斯加克?范德吉斯特的研究和“后现代研究”期刊的呼吁。厕所问题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社区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回顾在田野调查中的厕所体验，同时呈现了移民社区内的种种厕所问题，以期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有所关注，并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为“厕所革命”提供见解。     

儒家经典的人类学研究与反思——以《周礼》研究为中心

人类学根植于古希腊经典,而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也与经典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密切相关.百年研究实践表明,关注并深入经典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方向之一.在当今反思、重建文化传统与解决民族融合、生态危机特别是人际生态等重大国策问题面前,中国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作为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无疑是人类学本土化实践必须关注的“文本田野”.儒家经典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四重证据法及其间性互补调和了证据真实与理解真实间的紧张关系,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相对科学又具操作性的研究方法.然而实际操作中诸如物象叙事在何种程度上足以替代文字叙事,人类学和考古学对无文字社会的文化重构经验,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有文字社会,物证与书证矛盾时该如何权衡辨识等问题值得所有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经典者深思.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崎岖山路上的攀登人--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二

任何真正的人类学都是田野研究的精华.作者的道路并非平坦笔直,他在哲学的基础上,致力旁通政治学和人类学,上下求索、一路攀登,依靠坚韧的毅力、严格的理论训练和难得的田野经历,向文化人类学无限风光的险峰接近.     

关于民族志的讨论已经足够?

如今在人类学以及相关研究中，民族志已经泛滥得失其本义。将“民族志主义”的出现归结于我们与报道人之间的遭遇或更广义上的田野工作，这折损了人类学的本体论承诺，并丧失了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功能，同时也偏离了人类学主要的工作方式——参与观察。这样简单的归结使得人类学者与教授他们知识的田野对象之间的鸿沟愈发不可逾越，而后者不仅是我们学术上的引路人，也是学术之外生活上的导师。执着于民族志，其实削弱了人类学在公共领域的声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重申人类学的价值，将其作为一门致力于弥合想象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裂痕，且不断前进的学科，而非一个以民族志为主的学科。     

西方“人民”和“民族”概念的历史交融与互动

"人民"与"民族"的关系错综复杂,它们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结合在一起,彼此间相互渗透、融合、塑造,引发了一场概念革命。现代政治是"人民"与"民族"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民"为"民族"提供了政治上的意义,"民族"承担了解释"人民"何以构成的任务。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对于"人民"的抽象、整体化设定与具象、个体化设定塑造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观念,导致了不同模式的民族主义。     

“文化族别化”的当代困境及其反思

民族识别工作中以客观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为民族分类的主要依据,导致了人们对民族文化具有独特性、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的强调,最终导致了"文化族别化"。"文化族别化"不能解释不同群体之间普遍存在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客观事实,又将地域性的文化转化为具有明确民族归属的民族文化。对"文化族别化"这种社会认识面临的困境展开讨论和反思,有利于申明民族之间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和客观联系。更为重要的是,承认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联系比刻意地强调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加重要。     

“边疆”再探:概念、类型与治理路径

“边疆”的本质属性涉及人口及其密度,也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从“边疆”的人类社会属性上讲,社会安全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则是衡量边疆特性的基本维度.根据边疆社会属性的两大维度——安全与发展程度的高低,通过2×2矩阵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纯粹型、控制型、相对型和中心型.在此基础上,总结抽象出边疆治理的基本路径:安全优先模式、发展导向模式、“钟摆”模式和安全发展并重模式.     

区域协同与跨域治理:“一带一路”中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在给我国边疆地区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增大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国家主义”倾向、政府属地化管理、社会有限参与等为特点的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难以适应“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非传统安全的跨域性、流动性和复杂性特点.因而,区域化的跨域治理模式就成为“一带一路”中边疆非传统安全治理应然选择.跨域治理模式主张通过跨国合作、政府间协同、多元主体协作网络构建等途径,推动形成跨国家、跨区域、跨组织的边疆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格局.     

研究族群源流史的方法——《岭南民族源流史》与《越文化发展论》的启示

族群源流史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对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材料和方法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除了传统的文献材料,出土文献、考古发现、人类学材料、语言学材料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而自然科学的介入则揭示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分子人类学在体质人类学的基础上将研究触角深入到基因层面,从而为解码族群源流提供了新钥匙.《岭南民族源流史》一书是分子人类学真正走入人文科学领域的系统性论著,标志着传统人类学与分子人类学开始进入系统结合的阶段.《越文化发展论》一书同样重视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对於越族源的讨论在材料运用上的综合性以及看待问题的全面性,都堪称族群源流史研究的典范.这两本专著为我们重新看待秦人源流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与启示.     

也论族格 ——从"天赋人权"展开

民族是人的社会性及其文化性的自然载体.从天赋人权之权利根源于人这一立场出发,民族也当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享有其集体性的权利.在民族集体性权利得以证成之时,民族族格就已经蕴含其中.民族族格的生成,既有权利逻辑的论证,还有政治逻辑的论证,更有历史逻辑的论证.     

“民族团结”命题的宪法逻辑及其展开

“民族团结”作为宪法民族权利的政策表达,是特定价值观和信仰的制度建构并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民族团结”命题一经提出,即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展现了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程序民主与政治共识统一中的宪法逻辑.通过对“民族团结”命题的结构化分析,有助于厘清“民族团结”在宪法框架中的基本属性、思想源流、现实基础,把握其与整体国家观的辩证关系,进而设置不同方式促进其具体化、通俗化、实证化.     

以“广州—佛山—澳门”为轴心:明清“西江走廊”与粤桂市场整合

明清时期,"西江走廊"上的广东与广西经济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促进了两省经济的共同发展。通过对明清时期粤桂西江水系统一市场形成的地理简析,论证了连通两广的"西江走廊"是明清时期整合粤桂市场的强劲纽带。通过这条纽带,以"广州—佛山—澳门"为轴心的广东商品经济辐射,强劲且深度带动广西从东到西几乎全域的市场发育及运行,并且不仅停留于城市和县城,而是渗透到乡间小圩和各个村落层面,呈现出深度辐射状态,这在广东对全国辐射的数十省区中,可谓是独一无二的。     

"怨恨"与想象的共同体——现代性视域下的民族主义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是什么促使人们去想象并成为共同体的呢?格林菲尔德认为民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认为怨恨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因此可以说怨恨是民族主义产生的心理根源.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在早期民族国家的构建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一度走向极端.20世纪后期,民族怨恨与民族主义产生了新特点.要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就要构建多元共存的现代文化,加强民族国家治理,构建稳固的民族国家认同,宽恕历史积怨,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与反思

人才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推进和落实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愿景和目标离不开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将国内沿线民族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桥头堡,通过区域内高校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是民族地区顺应时代潮流自觉对接"一带一路"倡议的应有之举。因此,"一带一路"背景下民族地区培养什么样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如何培养国际化复合型人才不仅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更是民族地区高校人才培养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