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研究——基于广西DHYZ自治县QBN乡的个案分析和现实思考

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新一轮脱贫攻坚的主战场.通过对个案的分析发现,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少数民族贫困人口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贫困人口收入低,易地移民搬迁任务重,贫困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依然突出.同时还面临着贫困人口指标层层分解与贫困对象识别不精准、脱贫攻坚项目实施资金投入刚性需求与扶贫资金投入供给能力不足、产业扶贫项目脱贫效应的时滞性与年度脱贫目标要求短期性、贫困农村“空心化”与脱贫任务艰巨性等突出矛盾.为此,要抓紧完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机制,建立以目标需求为导向的项目建设资金投入机制,改革精准脱贫成效的考核办法,切实加强贫困村扶贫治理能力建设,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     

以绿色减贫推动精准扶贫 实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

绿色减贫契合了"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适度开发、减少贫困的同时,为民族地区留足持续发展的生态资本,走出一条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优化环境的新路。民族地区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要论述为指引,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扶贫脱贫全过程,以绿色减贫推动精准扶贫,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精准脱贫。     

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及在四川藏区的实践应用

习近平关于贫困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承载着丰富的理论意蕴：其一,改革创新是贫困治理的长效保障;其二,人民群众是贫困治理的基石和源泉;其三,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要路径。本文立足于习近平贫困治理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构建了精准扶贫与精细化治理有效对接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四川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及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在后精准脱贫阶段,进一步增强四川藏区扶贫实效,需要创新集聚启动机制、完善瞄准定位机制、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健全监测调控机制、探索益贫发展机制、构建应急机制。     

树立改革意识实施精准援藏

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西藏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要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突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扎实解决导致贫困发生的关键问题,尽快改善特困人群生活状况”.为贯彻落实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湖北省援藏工作队提出了实施“精准援藏”助力“精准扶贫”的工作总思路.2016年9月22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在《湖北探索“精准援藏”模式夯实受援地脱贫基础》上作出批示,肯定了湖北“精准援藏”所取得的成效.     

书写脱贫攻坚的时代答卷 ——记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湖北省鹤峰县走马镇委员会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梦想. 立下愚公志,啃下硬骨头.6年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走马镇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发扬钉钉子精神,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取得历史性成就,交出了一份脱贫攻坚优异答卷.     

基于贫困脆弱性与可持续生计的我国藏区扶贫开发的长效性思考

文章通过对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内涵与关系的梳理,以贫困脆弱性理论和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结合我国藏区贫困问题的成因与扶贫难点,对现行的扶贫开发和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战略性思考,并对扶贫开发的长效性进行分析和探讨。     

凉山彝族地区反贫困研究

因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原因,凉山彝族地区长期处于深度贫困状态。凉山彝族地区的贫困治理是我国反贫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山扶贫起点比全国整体意义上的扶贫开发要早,其发展进程得益于我国扶贫政策、理论体系和实践探索的不断完善。在脱贫攻坚和精准脱贫时代,民族地区已成为国家贫困治理的主战场,相关经验对于全国和全世界反贫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当前,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尊重民族群众的主体地位,增强扶贫政策的有效落地性,处理好现代性与地方性的关系。     

构建信息资源利用机制为弱势群体知识援助

弱势群体贫困的深层次原因就是知识的贫困.为此,图书馆应执行社会职责,发挥信息资源优势,重视弱势群体的服务工作.建立信息资源利用机制,制定和实施知识援助进行信息扶贫,为弱势群体尽快脱贫,为社会的共同繁荣做出应有贡献.     

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现状、困境及治理

后脱贫时代，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成果、缓解相对贫困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关切。西部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呈现出贫困人口规模大、相对贫困程度深以及相对贫困维度广的现实图景，又面临着显著的空间贫困特征、多元的特殊性贫困、返贫致贫风险高以及内生动力不足的困境。基于此，西部民族地区的相对贫困治理要不断完善绿色减贫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坚持综合治理和差异化治理、实施“常态化”“制度化”治贫以及提升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甘南藏区农村精准扶贫问题研究——基于阿木去乎镇的调查

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笔者以甘南藏区贫困农村为例,通过访谈和查阅相关文件收集资料,描述了甘南藏区精准扶贫的状况、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讨论了民族地区贫困与发展的关系。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一定要结合实际,在政府政策的指引下,注重民族地区的文化特性,坚持尊重贫困群众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充分挖掘民族地区社会内在潜力,动员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扶贫,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