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科技想象

科技的发展无疑在总体进程上标志着人类的进步,但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倡导生态伦理为宗旨的蒙古族生态小说,却对它有许多无情的解构,它的本质不是对科技的排斥,而是对科技被异化的社会文化的反思;在现代语境下,民族自我现代化诉求同时催生了文学中的科学利用和科技治理思想.这种杂糅式的科技想象,是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族裔对民族文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对建设美丽中国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强调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转换的中介,通过实践达到"人的自然化"与"自然的人化"。中国共产党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构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的启示意义在于建设美丽中国应在更新思想观念、加快转变经济发展和加强制度建设三个方面着力,走科学发展之路。     

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旅游资源开发一直被认为是促进四川、云南、贵州等西部民族地区地方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然而过度的资源开发必将直接危及当地生态安全。四川地处长江上游,其民族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关系着长江流域以及整个国家的安全。本文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寻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法兰克福学派异化理论探源

以20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危机"为产生契机的法兰克福学派,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在二者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异化现.并以此为核心,对造成人类当代生存困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这种以异化为核心的批判,不仅体现了其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关注,而且也使在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之后就消声灭迹的"异化"概念在哲学上得以重放异彩.     

马克思恩格斯波兰民族问题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民族问题是一项治国之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对民族问题理论的研究,受到中国以及世界各国众学者积极关注和探索.我国当前民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和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追本溯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问题理论起着基础性、奠基性的作用,其中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民族问题的关注与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有关波兰民族问题思想的剖析,以及对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探究,旨在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民族问题理论的思维和方法,并结合当前中国实际探析马克思、恩格斯波兰民族问题思想的当代价值.     

青藏高原藏族民间宗教信仰生态伦理意识的思考

全球性生态危机是生态伦理得以诞生的决定性原因.生态伦理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审视和反思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及其深层的哲学、宗教和文化根源,进而使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调适和改善,在自然和人类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和谐关系.青藏高原藏族民间宗教信仰中——诸如图腾崇拜与禁忌;对神山的崇拜与禁忌;对土地的崇拜与禁忌;对神湖的崇拜与禁忌等的观念,渗透着或隐性或显性的生态伦理意识,不仅在客观上达到了人与自然的沟通,同时这种古老的智慧也许真的会成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从而达到人类与自然的真正和谐.     

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的生态经济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的利益,更涉及到全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民族地区在追求经济发展时,必须保持资源与人口、生态与环境、社会和经济的统一.本文分析了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论述了如果不注重保护生态环境,只注重经济效益,不仅导致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也会阻碍经济发展,提出了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族地区科学发展与特色休闲产业开发:基于马克思休闲思想的分析

马克思休闲思想为休闲研究提供了理论归旨,休闲研究为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提供了实践支撑。论文以马克思休闲思想为指导,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从根本上把握休闲的动机与核心诉求,优选出民族文化体验、自然山水观光、新农村观摩、民族生态养生、越野探险运动、修学采风创作六种特色休闲业态作为民族地区休闲产业发展的重点培育对象。     

生态现代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人的发展是一种全面的发展,生态现代化正是基于"人"的发展诉求而提出的科学发展.工业现代化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不仅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出现危机,造成人与自然不和谐;同时技术、理性在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生态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生态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生态现代化要求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中树立生态学的意识,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论民族文化与生态系统的耦合运行

生态危机提示我们,人类更需要认识自己,认识我们这个物种在生态圈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我们自己在上万年的集体生存中获得的经验.当今"主流文明"不过是人类众多生存方式之一,它虽然强势,但远未经历足够的检验,它构建的"普世价值"未必具有几何公理的地位,它制造的生态危机却已经威胁着人类生存.而那些存在了上千年的众多文明,其中必有其合理的内核,值得认真研究.人类社会脱胎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始终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构造出自身的文化.文化是人类求及生存、发展、延续的人为信息系统.自然的生态系统丰富多彩,不同的民族在各自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发展出了不同的文化,它一方面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自觉不自觉地冲击自然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使民族生境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保持一定程度的偏离,一方面控制和回归这种偏离,使之不至于毁灭自己赖以为生的生态系统,从而发展出了与生态多样性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就使民族文化与自然在"偏离"一"回归"中耦合运行,特定民族在其中获得了生存与发展.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