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理念视阈下边境牧区土地利用及优化路径研究

边境牧区土地利用优化研究有助于改善区域发展格局,符合新时期边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边境牧区由于受自然、民族、经济等多因素影响,在土地利用过程中往往暴露出草场非可持续利用、土地冲突、矿区土地污染、边境人口空心化等诸多问题。现有相关地区土地利用研究仅涉及土地利用某一方面,而缺乏以边境牧区作为特殊样本的土地利用问题系统性研究。事实上,在边境牧区错综复杂的土地利用问题背后,并行着一条由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多方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路径,并呈现出治理现代化趋向。因此,应通过多元共治理念梳理边境牧区土地利用主体及其治理脉络,从利益共享、意识共铸、行为协同、效能协同等维度出发,为破解边境牧区土地利用困境提供建议。     

西南边境民族地区安全风险生成机理研究

目前有关社会风险的理论多是宏观性的,以实践为取向的边境风险理论的研究尤为不足。因此文章基于西南边境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运用风险社会学原理,从时间、空间、结构三个维度对边境地区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和理论抽象,形成以下理论性认识：边境风险时态转化的逻辑进路是“风险积聚—危机爆发—造成伤害—潜伏新风险”,空间演变的机理脉络是“多体传递—纵横扩散—人为缩放—三域转移”,而“聚集—交织—联动—转化”则是边境风险复合的网状结构和规律。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内涵、特征与驱动机制

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是对边境旅游与民族文化旅游的双重深度拓展.文章基于族群、系统论等相关理论,对边境民族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进行了新的界定及探讨;从边境民族文化旅游所涉入的边境、边境民族、边境民族文化与边境旅游等要素关联属性构建其内部驱动机制;从系统发展论视角,提炼了由引导、推动、实践、保障四重推进体系构成外部驱动机制;并系统构建了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驱动机制.旨在通过全面探讨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概念、特征与发展驱动机制以解析其发展的动力结构,寻求边境旅游跨产业融合的着力点,以促进边境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边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边境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及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边境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在中国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分布着107个少数民族县(旗)市,其县域地域广阔,资源丰富,比较优势突出,长期以来承担着守护边疆和维护民族团结的重任,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在分析边境少数民族县(旗)市经济发展特点、总结其发展优势和劣势的基础上,探讨边境少数民族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西藏边境县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除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外,一个重要的非均衡发展问题是边境县与腹心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及发展能力的差距。边境县由于其"门户"性特征而具有重要而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加大开放力度,加强政策扶持,不仅有利于边境县资源优势和"地缘优势"潜力的发挥,促进边境县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且能够促进腹心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边境集市与村落共同体的构建——基于中缅边境陇把镇的调查

集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是反映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公共空间。在边境集市研究中发现,不同等级的集市空间中所透露出的二元对立的认同观强化了以集市为基础而构建的跨国村落共同体,这一特征使其具有了特殊性。集市建构的村落共同体也为研究边境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边境旅游业在沿边地区扶贫中的作用

边境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 ,其发展必将对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特殊的作用。以发展边境旅游业带动沿边地区脱贫致富 ,是近年来旅游部门主动参与扶贫工作的创举 ,也是从实践中总结出的推动旅游业深入发展的新思路。它不仅为我国经济欠发达的沿边地区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开辟了新的途径 ,也为我国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边境旅游业的发展带动沿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是旅游业的一项重要功能。     

广西边境壮族农商文化的现状分析

在广西边境贸易迎来发展大好机会的同时,边境传统的壮族农商文化受到现代市场经济和边贸发展的冲击,开始出现不协调发展的现象,呈现日渐衰落之势,甚至有些地区的农商文化已经消失在边境贸易的发展过程中。     

中外边境毗邻城市的功能互动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在沿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沿边开放战略过程中,其所属的边境城市与毗邻周边国家的边境城市之间的功能互动,是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的集中体现与关键所在。本文就此对于这种中外边境城市功能互动的概念、形式、意义以及发展对策等进行了探讨、归纳与说明。     

兴边富民:广西边境建设大会战

广西进行边境建设大会战,可以缩小地区差距,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强同邻国的竞争力,并对边境地区长期从事公共产品生产进行补偿,因而具有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边境建设大会战应坚持政府为主、其他为辅,全面规划、统筹安排,讲究规模、配套建设,明确职责、狠抓落实,广泛动员、社会参与等五项原则.投资经营上可以采取政府直接投资经营和私人介入相结合的形式.     

边疆人类学发凡:全球化时代边疆观的叙述与重构

全球化及带来的流动社会催生了边疆人类学的诞生,开创了边疆研究的新途径.边疆人类学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提供了新思维与新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拓展了边疆研究,形成了人类学视野下与众不同、斑斓多彩的边疆观,继而彰显了自身独特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取向.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由边疆看世界,梳理全球化时代的边疆观形成过程,既能够理解流动社会中"边疆"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涵演变,也有助于全面认识边疆问题的时代特征以及相应的治理安排.     

利益分化进程中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边疆治理

国家认同问题是伴随着民族的产生就存在的民族政治问题,在社会转型与利益分化的进程中进一步凸显.边疆治理面临着民族矛盾上升、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流失、跨界民族问题增多等方面的挑战.为了化解利益分化时期国家认同与治理危机,需不断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提高驾驭民族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民族地区的中介组织以提高政府公信力,从而达到善治.     

融入与融合: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路径选择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受不同历史背景、民族特性、经济基础、发展水平以及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教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其传承与保护存在思想认识偏差、法律制度缺失、资源整合不足、传承断层风险等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以及治理理论为依据,坚持原真性、整体性和持续性原则,实施融入时代主题,与新的思想理念相融合;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完善体制机制相融合;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相融合;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与人才队伍培养相融合的路径策略.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法治功能的释放与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广西民族乡法治状况研究”之三

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多重的社会功能,它不仅是当地的传统道德资源及现代旅游资源,而且突显出了蓬勃的法治功能,成为我国当代基层社会治理中难得的法治资源.广西民族乡蕴藏着多姿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构建与之相适的运作机制,必定能使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出强大的正能量.它们不仅为国家法治提供了丰富的制度来源,而且对法治具有辅助作用,同时对国家公共行政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分担和加功作用.     

现代化对壮族语言文化变迁的影响

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变迁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转变,逐渐消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人口流动的加剧,逐渐瓦解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社会阶层的分化,逐渐解开了壮族语言文化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现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日益改变了壮族语言文化的生存土壤;现代化所滋生的工具合理性,日益使壮族语言文化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另一方面,现代化为壮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布努瑶雷公庙的文化内涵解读——七百弄布努瑶信仰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对七百弄布努瑶雷公信仰进行文化内涵的解读,认为雷公信仰是布努瑶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折射,围绕着雷公庙形成的各种禁忌、传统惯例,在规范村民的行为和活动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已内化为村民的价值观念并体现于村民的日常行为之中.它成为布努瑶民间法中更具约束力的另类“准法律”规范,维护着人地关系的和谐,调控着布努瑶乡村秩序的构筑.     

论如何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

概览当前我国少数民族利益保障和维护相关研究领域,笔者发现,一些研究者著述中存在易于混淆“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的观点.鉴于“民族利益”“民族地区利益”等相关问题往往是引发民族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也是国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分子进行蛊惑煽动、制造民族冲突、实施民族分裂的切入点,因此,在切实保障和维护我国少数民族利益的同时,明确认识“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利益”,正确引导社会民众思想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论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传承历史文化、缔造文化共识和实现文化教化等。然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面临着偏狭的民族文化观、乏力的文化传播、凸显的文化窘境和不良的文化活动等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提高文化认知、完善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和深化文化实践等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