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民族志的视角、理论范式和方法——现代人类学研究诠释

对现代人类学创始以来的理论和方法潮流进行了简要整理,探讨了中国宗教民族志研究的现状及可能性.认为人类学宗教研究的学科基础是宗教民族志的开发和创新.人类学有关宗教信仰的综合性定义和分类决定了该学科的整体性研究视角,同时也决定了宗教民族志研究中个人与集体、观念与行为并重的立体型理论范式.     

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

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应该回归它原初的"研究人类的科学"的学术使命,重视其"人的研究"的内涵,故而,民族志也就应该执行"志人"的任务,从而成为"人志""人类志"。提出"主体民族志"的概念既是基于对科学民族志与后现代民族志表述困境的思考。主体民族志是研究作为主体的"人"本身的一种志书,"主体"是指具有目的性与创造性的人,对于民族志的研究与写作而言,是指创造了民族志文本的人,而创造文本则是由三种不同的主体共同创造的。因此,主体民族志是由三重主体共同叙事的民族志文本。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类民族志范式:多点、共谋与“根状茎”

文章试论后写文化时代,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教授人类学探索诸成果的学理扼要和逻辑关联,认为其提起的"类民族志"概念至关重要,谅可进一步拓展充实为全球化与数智时代因应互构的重要民族志范式,进而提起与科学民族志、反思民族志范式并列的"类民族志范式"假说,简述其对建构前瞻的中国灾害人类学等学科的意义。     

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告一段落。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全新审视,而"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考察个体的社会实践、社会展演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概念。本文参考了反思人类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加以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策略来说明"自我"得以展示的途径,目的在于探究"诗性"何以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     

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与文化批评——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特色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提出可以以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为其工具,进行法律的文化批评,用实践化的研究风格树立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形象。     

边疆人类学发凡:全球化时代边疆观的叙述与重构

全球化及带来的流动社会催生了边疆人类学的诞生,开创了边疆研究的新途径.边疆人类学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提供了新思维与新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拓展了边疆研究,形成了人类学视野下与众不同、斑斓多彩的边疆观,继而彰显了自身独特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取向.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由边疆看世界,梳理全球化时代的边疆观形成过程,既能够理解流动社会中"边疆"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涵演变,也有助于全面认识边疆问题的时代特征以及相应的治理安排.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多民族国情认识的深化及其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首次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面系统地深化了对多民族基本国情的认识,是一个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贡献,在党的民族工作思想和理论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刻认识、全面把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深化对多民族基本国情认识的丰富成果,不仅对于深入学习领会好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而且对于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土司制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初探

元明清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土司制度,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自在”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并为中华民族“自觉”共同体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土司制度推行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大一统”。西南土司地区各族民众在共同拓展中华疆域、共同发展祖国经济、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文中简称“四个共同”)的过程中,自觉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土司制度推动了中华民族由“自在”共同体向“自觉”共同体的转变,加速了西南少数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进程。     

骆越古语和汉语同源词研究

壮侗诸族顺承西瓯骆越而来,西瓯骆越是百越的重要一支,百越与东夷有密切的联系,这可以从壮傣、布依、黎等民族的自称得到旁证.族称、动植物名称中的古老词汇蕴涵着丰富的语言学内容,通过古籍的钩稽与比较研究,可以解释现今壮侗语族与周边相关语言的亲疏关系.     

学校教育与共同体建设——基于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实践的分析与探索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以"跨文化沟通教育体系""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理论"为标志,中国人类学者从全球、国家、地方三个层面开始系统探讨学校教育与共同体建设问题.以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实践为标志,国家通过学校教育传承地方知识培育学生的地方文化认同进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纵观百余年来中国学校教育塑造国家共同体的理论实践,其核心问题就是学校教育中的文化选择、整合与传递问题.要构建中国教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撑.     

公安田野调查:公安学研究与人类学方法的一次交叉尝试——兼对田野工作在公安学相关领域应用的初步探讨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学科的标志性研究方法.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通过长时段、深入性地观察与访谈,呈现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为抽象新概念和建构新理论做准备.在公安学相关领域中,公安学相关研究者可以采用田野调查方法以揭示真实世界中的公安工作实践,从多个维度考察公安机关运作逻辑及公安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尽量完整地呈现公安工作实践的真实过程.公安学相关研究主题借鉴人类学研究方法既有助于激活公安学相关领域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又有利于提升公安学相关研究的理论建构能力.我们提出并讨论了人类学与公安学进行学科交叉、可能性及重要意义.公安学与人类学进行学科交叉是一个有待公安学学界同仁开发与拓展的新学科交叉领域.未来的研究议题需着重关注公安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研究主题.     

关于新时期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理论思考

民族平等团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是党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提出的加强和巩固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一项重要举措.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和民族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开展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开展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需要在发掘民族历史文化内涵、促进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高民族人才干部队伍素质等方面进一步有所作为.     

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其发展——基于三种权威期刊的研究

在1959～2016年间出版的民族学三种权威期刊中,以“研究主题”和“热点问题”为标识界定样本总体,并从这两个样本总体中分别选取1705篇论文作为它们各自的分析样本.通过描述各种研究方法在“研究主题”和“热点问题”中的应用,统计各种研究方法在民族学研究中的分布及变化状况,总结中国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并展望它的未来发展趋势.     

新常态下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践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为个案

改革开放以来,百色依靠资源开发推动了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因资源开发而崛起的资源型城市,但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靠拼资源、高投入、高耗能换取GDP快速增长的粗放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支撑着百色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面临着一系列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打造百色经济“升级版”,成为百色更有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过程意义分析法”: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

中外学界在图腾研究方法上的不足和缺陷,致使对图腾现象的研究始终处于众说纷纭、停滞不前的局面和境地.研究图腾现象,一方面要关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也要探究其蕴涵的实质意义,此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鉴于此,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图腾研究方法——“过程意义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