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族“洱水之神”段赤城庙宇的人类学考察

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随着不同宗教的融合,明清之际,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英雄段赤城的身上,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大理白族本土的水神——洱水之神。本文在对大理洱海流域塑有段赤城神像且一直都有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此考察报告,介绍这些庙宇的概况、部分传说等,呈现洱水之神在洱海流域的概貌。     

“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根源探析：基于中西民族政策比较的视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西方社会撕裂并陷入对立,民粹主义上升,导致乱象横生;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高歌猛进,"风景这边独好",彰显了"中国之治"的优势。观察这一现象,民族事务治理的不同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民族问题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就涉及民族政策。比较中西方民族政策的差异,探寻"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背后的民族政策根源,总结民族政策助力"中国之治"的成功经验,对回应欧美对我国民族政策的污蔑和攻击,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国民族政策的优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回回”：历史解释与文化表述

历来对回族族称的解释仅限于正统的历史考证的方式。本文认为 ,虽然回族族称有其历史的客观性的一面 ,但在现实发展中又逐渐显露出其非历史的主观性的一面 :即作为文化主体的回民在特定文化氛围之中对自我的阐释 ,这些阐释体现在回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传说及回族学者的著述之中 ,并流行不衰。从历史的考证来看 ,回族族称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偶然 ;但在作为穆斯林的回民看来 ,这里体现着来自造物主的意志 ,即历史的必然性。这是一种自我的文化表述 ,其中体现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自我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思考 ,是回族文化 (说汉语的穆斯林的文化 )的起点和终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苗族文化的传播机遇与挑战——以黔东南州台江县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我国各地区民族文化传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贵州台江县具有丰富的独具特色的苗族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一带一路”大的战略背景下,本文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出发,结合台江县苗族文化传播概况,分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台江苗族文化传播战略定位以及机遇与挑战。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的文化反思

“相思湖作家群现象”无疑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处于某种特定关系中的结果,无疑是自身文化特性的自然“天成”而又灵气飞扬,无比聪慧的精神突围。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思湖作家”队伍出现了断层。从表面上看,这是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体系的重构所造成的,但根本上说,这是自身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缺失、并且尚未确立属已的精神风范的某种必然。所幸,“大写作”品牌的提出,既是时一种急功近利的否定,更是对一种精神风范的追求。     

流散族群的“家园”夙愿——《苗族“家园”之梦》译介与述评

流散一词最初指犹太人四处漂泊的历史,自20世纪50年代起,更多喻指背井离乡、渴望故乡复兴的情怀,并成为当代人跨境生存方式的类型写照。老挝苗族源自中国,直至20世纪40年代在老挝才开始享有自治权,之后在秘密战争中登上国际舞台。美国苗族学者李麦娜的《苗族"家园"之梦:法属印度支那的合法性追求(1850-1960)》一书研究了1850-1960年间老挝苗族领袖争取权利与合法性的历史。文章认为该书呈现出崭新的视角,如对老挝苗族救世主型领袖的新认识、采用二分法进行谋篇布局、指出苗族未能在老挝建立民族"家园"的原因等。文章也指出了该书存在的不足,即未能对1850-1960年间老挝苗族的一些重要人物做出客观的评价。从恩格斯的"国家"概念入手,文章梳理了老挝复杂的民族问题以及苗族与老挝其他民族的关系,指出无论是政治掮客,还是救世主型领袖,皆因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不可能带领流散中的苗族建立统一的"家园"。最后,文章指出,将建立"家园"的梦想寄希望于"苗王",实际上是老挝苗族一直以来作为流散族群的集体情感的体现。而封建政权、国外势力却将老挝苗族推向了更大范围的流散。因此,建立统一的"家园"俨然成为他们剥离时空的夙愿,抑或是作为"他者"身处跨界边缘无法融入主流社会时无所适从的梦想。     

文化生态语境下的西北“花儿”研究

“花儿”是流传于我国西北地区汉、蒙、回、撒拉、东乡、保安、裕固、土及藏九个民族的一类山歌歌种,至明代产生发展到现在,经过多民族花儿歌手们的演述与锤炼,它在动态的传承语境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编创程式、文化内涵及艺术魅力。本文将围绕“花儿”的文化生态语境、音乐旋律形态及功能特征三个方面展开分析与阐述。     

关于“康巴学”概念的提出及相关问题——兼论康巴文化的特点、内涵与研究价值

文章对近年学术界提出的“康巴学”这一新的学术概念所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康区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特点作了分析讨论,认为“康巴学”的提出有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是藏学研究不断深入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既是以康巴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为依据和基础,也反映了人们对康巴研究价值的认同度的提高及当前康巴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文章认为,“康巴学”的提出富于启示性和建设性,它不但不会削弱藏学,反而会丰富和扩展藏学研究的领域与层次。故有关“康巴学”概念及相关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开展讨论。     

《汉语札记》与《马氏文通》“之”字隐现问题对比研究

就《汉语札记》中的属格标记"之"与《马氏文通》中的介字"之"在偏次时的用法进行对比研究,重点研究"之"的隐现问题,发现在此问题上,马若瑟的视角主要在西方语法体系,同时也注意到了汉语特有的语感问题。马建忠主要从汉语自身特点来看,主要关注韵律、音步、强调、省略、语气等修辞方面的问题,对西方语法体系也有所借鉴。     

藏学研究的文化自觉——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六十五

自唐宋至近现代以来,世代定居在安宁河流域的多续人与周边诸族群发生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多层次互动。这种历史记忆与族群互动,自然在多续藏族群体的内心深处形成巨大反差,族群意识因而不断得到强化。袁晓文研究员以他自己的生活背景、求学生涯、工作阅历为个案,叙述并分析了一位藏学家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族群观。"一叶知秋",在全球化、经济化、一体化趋势加剧时代,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文化自觉"理念,学者对于诸多在语言、历史、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族群应更多一份人文关怀。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广西壮汉民族文化融合与认同探析

广西壮汉民族长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奠定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文化基础.文章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了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现状,并从壮汉民族文化融合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等方面阐述了广西壮汉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同时,还分析了壮汉民族文化融合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思想文化影响.     

缺失与干预:民族地区文化自觉的实证研究——基于广西GZ仫佬族乡的调查

文化自觉是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发展的理解、认同及创新的状态,文化自觉本质上是对文化价值的自信与觉醒,是文化自信的前提与基础.文化自觉是全球化下对后发国家与民族提出的一个重大挑战.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面临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问题.基于GZ仫佬族乡的调查发现,文化自觉的缺失源于生存与文化冲突中的主动放弃、现代文明冲击的无奈应对及现代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由此提出政府-市场-村庄三位一体的导引文化自觉的动力机制,即作为推动文化自觉主导力量的地方政府、以资本下乡形式的市场力量和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形式的村庄力量共同作用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自觉.     

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现状调查

民族关系是民族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相关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联系、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民族地区良好的民族交往和民族互动,会使各民族之间形成较高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本文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民族关系的调查,以各民族之间的社会交往、当地民族与外来人员之间交往的包容性、民族身份在日常生活中的不便利性、各民族对于当地及国家民族关系的主观评价以及民族冲突状况等方面进行论述,以期全面真实地反映内蒙古地区的民族关系现状。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域下的民族权力析论

以现代民族为主体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就是协调国家政治与民族社会关系的过程.现代社会民族权力的形式及其运用均与民族国家密切相关,民族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民族权力的形式与民族国家格局、全球化下民族权力的特征等,都是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中心话题.国家治理体系对民族权力的有机整合与公民权益的有效维护,是抑制全球化下民族权力的异化与离析、克服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途径.     

“互联网+”视角下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问题与路径选择研究

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现状呈现资源过度依赖性、主体分散性和产业结构单一性,面临着区域性、渠道、产业链等方面的困境.“互联网+”具有交叉融合性、重构生态性和创新驱动性,但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互联网+”认识不足,二是少数民族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更加薄弱,三是特色经济传统发展路径与“互联网+”融合度不高,四是特色经济政策措施与“互联网+”快速发展不相匹配.在此基础上,基于“互联网+”视角提出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发展四大路径: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总体规划,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特色经济与“互联网+”融合发展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对“互联网+”平台的应用,依托“互联网+”拓展和延伸少数民族特色经济产业链条.     

共生理论视角下民族地区区域旅游竞合模式探讨——以广西北部湾为例

根据共生理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实施旅游竞合在空间距离、旅游交通、旅游资源互补、政策支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有力支撑.“一体化共生”“对称互惠共生”模式分别是北部湾旅游竞合理想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模式;“一体化互惠共生”是最理想的模式,但该模式不能一蹴而就,要求我们要明确共生目标,找准共生领域,同时还要建立相应的共生机制,从而才能更好地推动和实施区域旅游一体化,提高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