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几点体会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把我们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作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13个显著优势之一,并且把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好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沿着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国边疆治理的思考

我国大陆地区数万公里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绕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在国家建制及民族理论上,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混用,再到“民族自治”,最后确定“民族区域自治”的过程。然而,民族区域自治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如“自治权利”有哪些内容,该如何行使等。尽管如此,民族区域自治已确定是“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边疆治理必须在此框架上开展。我国各边疆地区存在种种差异、发展不平衡,但边疆治理需要统一,应避免差别。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利”的实现不能简化为“机关民族化”及“党员民族化”,毕竟汉族与少数民族是相互依存的。边疆治理需积极地、变通地发展经济,缩小甚至消除差距,化边区为内地,边疆才能长治久安。     

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评常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变迁》一书,对中国这个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过程做了系统而严谨的梳理、概括和分析,从清末立宪切入开民族国家建构之始,到五族共和为民族国家建构思想的彰显,再到以"中华民族"为立宪话语,最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基本制度的路线图,铺就了一条民族治理与国家建构的中国道路。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评介

由内蒙古社科院院长刘惊海教授、内蒙古民族理论研究所所长李瑞教授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来自民族自治地方的思考》一书,系国家“九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最终成果。这是西部民族省区部分学者深入研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部力作。 综观全书,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第一,研究视角具有浓厚的区域特色。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研究它的完善和发展是我国民族理论界和法学界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已有一些优秀成果问世,它们或从中央的视角加以思考,或从中央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善治化

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事务治理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其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核心问题。在制度主义视野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和发展有其适当性和积极效用,足以证明其存续的合法性和稳定性。但由于受制度环境的影响,面临诸多挑战的前提下,应培育多元治理主体、拓展治理绩效范围、改革传统治理方式,探索多元治理、和谐治理的新格局,从而促进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善治化发展。     

制度自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三个自信”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取决于我国的历史传承与现实国情,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民族问题研究“去政治化”、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的实质就是质疑乃至否定我国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就是要坚持“三是”、“两必须”、“三不容”的原则,从而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增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贵在实事求是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最佳国家结构形式选择。当前我国在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过程中还存在理论纷争失实、治理政策落实难等问题,症结主要在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没有得到有效落实。要深入贯彻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把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设的历史必然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重要地位、新阶段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战略部署及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新常态,更加积极有为地筑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自信的根基。     

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夯实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他还强调,为实现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必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产生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的结合,这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规范同样来自于实践。在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必须进一…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干部培养实践与民族地区政治制度变迁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培养了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少数民族干部治理阶层。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顺利实现了民族地区政治制度的变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制度化和法制化;少数民族干部的实践成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关键和支撑力量。二者相辅相成,实现了少数民族群体自身利益的表达和国家方略在民族地区的实施,民族干部的培养实践与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促进了国家与民族地区的整合。     

抗击疫情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高治理能力的需要,也是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保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个重大事件中体现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发挥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具有内在一致性。基于"国家-民族"理论视角,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从单向式到双向式。即不但有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力量,也有自下而上的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支持力量;既有纵向维度的国家与民族地区及非民族地区的双向互动,也有横向维度的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双向互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完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实践参考,即国家治理要推动形成集中统一的更具灵活性的纵向协调机制和横向协调机制。     

壮族土司制度研究与壮学建立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时间上延续了600多年,空间上覆盖了壮族历史上的主要分布区域,壮族土司制度的众多因子已转化成当代壮族的重要文化元素.因此,壮族土司制度是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壮族土司制度研究成果是壮学建立的重要基石.壮族土司制度研究还可以在土司相关专题、土司文化遗产、与国内及东南亚邻国的比较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基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中国-东盟“共生度”评价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质是要打造一种更为和谐的共生秩序,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必须不断提高双方之间的共生度.本文构建了一个衡量国与国之间共生度的评价体系,以测度国际社会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以及相互融合的程度.基于该评价体系,本文测度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度,并据此总结了中国-东盟共生度增长和变化的规律,以期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启示.     

中越边境壮族歌圩文化的恢复与重建

广西中越边境沿线有防城港、宁明等八个县(区、市),除了东兴市,其余7个县区都是壮族聚居区,历史上盛行壮族歌圩风俗.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功能丧失,壮族歌圩面临着歌师歌手后继乏人、歌圩听众不断流失、传统歌圩点风光不再的窘境.运用文化恢复、文化重建理论方法,实现壮族传统歌圩的恢复和重建,对于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中越边境民族文化交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政治基础和底气。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与确立的内在逻辑和演进机制入手方能辨析其本质特征,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最终确立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共识形成和确立的基础是广泛的爱国主义。因此,"中华民族"及其议题本身不具有制度规定性,具有价值中立性特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契合方能形成巨大的现实力量。在近代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建设与改革时期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守持续滋养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获得内在的规定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中要凸显社会主义属性,切实把握方向和大局,以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的政治方向。     

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与壮学体系构建

壮学是以壮族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壮学研究范畴性质决定了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不可或缺,壮族民间宗教信仰是壮民族的文化之根,壮族宗教信仰研究成果与壮学学科建设发展同步,继续深化壮族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对壮学学科建设有重要意义.     

过山瑶文明进程中的生存智慧

过山瑶是对瑶族的又一称谓(或为别称),它浓缩了瑶族先民千百年来漂洋渡海、翻山越岭、过山吃山的历史进程,形象反映了瑶族历史生活画面的社会学意义.瑶族人民在过山吃山的历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生存智慧,主要包括:以盘瓠神话为发端,创造盘王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借用封建王朝名义,创作《过山榜》以维护本民族利益;从北往南迁徙,过山吃山种山以实现民族大转移.盘王精神永远激励着瑶族儿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一步一步地走向辉煌的明天.     

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西南山区稻作农业困境

稻作是我国西南山区农业发展成败的关键.改种粘稻杂交稻冲击当地少数民族传统糯稻生计模式,导致了山区农业危机并波及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领域.实践困境呼唤理论突破,反思该项改种政策需超越现有主流视角,而发展人类学范式的引入是一个必要而有益的尝试.将发展措施置于具体的文化情境中来审视,使可持续和共赢的农业发展新道路成为可能,并有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文化传承视域下大理“三月街”千年发展的实践逻辑

乡村集市长久地遍布于广大农村,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民俗之一,它服务于农民调剂余缺和社会交往的生活需要,并且演进成为地域民俗文化集散、展演的文化空间.大理三月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乡村集市,形成于唐朝永徽年间,历时1300余年,不仅发挥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重要功能,而且积淀成为承载大理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三月街文化空间的千年发展是大理文化传承千年的重要表征,其实践逻辑在于集市内源性因素的推动和地域文化禀赋的孵化.     

节庆文化及其传承逻辑——基于贵州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节的分析

民众日常生产生活实践是民间文化的源头活水,任何民俗文化事象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本文具体呈现了贵州清水江上游苗族独木龙舟节的丰富内容,分析了独木龙舟节的性质和功能,揭示了独木龙舟节与苗族社会文化的逻辑联系,指出独木龙舟节对于理解文化整合性、文化活力内源性和文化形式变化性的启示意义.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